第六十章 从《论持久战》中汲取力量，战胜企业发展中的

艰难困苦当前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很多企业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有为的困难。 如何看待当前的困难，如何解决当前的困难，如何走出当前的困难？许多网友致信陈升老师，希望陈老师结合现在的企业经营困局，讲一讲《论持久战》，为身处困局中的企业家们提供点思想的武器弹药。 在这里，陈升老师用了14000多字的篇幅，结合如何解决当前企业经营的困难实际，用“解剖麻雀”的方式，详细解读了教员《论持久战》的战略思维和战略方法，以期为广大企业管理者提供点战略思维借鉴，主要观点如下： 一是，面对困局和解决困局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解决困局需要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个痛苦的积累的过程，需要做好打持久战的足够的准备；二是，持久战需要建立支撑持久战的根据地，也就是支撑自己活下去的战略基地；三是，持久战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灵活机动地进行战略指导，努力掌握战略的主动权；四是，持久战需要懂得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的真理，努力打好人民战争。 以下为正文： 有人说： 从过去10年看，今年是最差的一年；从未来10年看，今年是最好的一年。 的确：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 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的企业正踏上天堂之路，有的企业正走向地狱之门。 面对发展中的困难，以及如何破解，许多网友致信陈升老师，希望陈老师结合现在的企业经营困局，讲一讲《论持久战》，为身处困局中的企业家们提供点思想的武器弹药。 那么，今天陈升老师就以教员的《论持久战》为主，结合教员的其他文章，通过14000字的长文，为大家如何克服困难、走出困境，提一些思路和建议。 第一，《论持久战》写作的背景。 《论持久战》写于1938年5月，教员曾在2月26日到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过讲演。 在开篇，教员就说明了写作的目的，即时代提出的难题： 伟大抗日战争的一周年纪念，七月七日，快要到了。 全民族的力量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同敌人作英勇的战争，快一年了。 这个战争，在东方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将是伟大的，全世界人民都关心这个战争。 身受战争灾难、为着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奋斗的每一个中国人，无日不在渴望战争的胜利。 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要怎么样？ 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 能速胜还是不能速胜？ 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 怎样进行持久战？ 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 这些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解决了的，甚至是大多数人至今没有解决的。 看看，这就是就主席思考战略问题的模式，先定义问题，然后层层剥笋，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然后，主席首先以深邃的战略眼光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进而指出“为什么”是持久战，“如何进行” 持久战？持久战“进行”的过程如何？持久战下具体的战略战术是什么？ 《论持久战》之所谓成为世界级伟大的战略名著，除了它正确地预见了抗日战争的历史发展进程，正确地指导了伟大抗日战争的进行并最后取得胜利，还因为它充满了深厚的哲学底蕴和辩证法，为我们思考、认识、解决问题，提供了一个最佳范本。 在《论持久战》中，主席用到了矛盾敌对双方的特点，以及特点变化的对立统一分析法，用到了事物发展的阶段性和过程性辩证统一的分析方法，用到了量变与质变的分析方法，用到普遍联系和发展的分析方法，用到了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等等。 所以，学习《论持久战》，学习主席的战略思维和战略思想，首先要学习主席的哲学思想，尤其是《矛盾论》。 第二，面对困难，要想战胜困难，取得胜利，必须要上下同欲；但要想上下同欲，必须要告诉大家是什么和为什么。 这是主席在做战略分析时，做习惯用的方法。 不仅是在《论持久战》中，他在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进而指出“为什么”是持久战的同时，紧接着提出“如何进行”持久战？持久战“进行”的过程如何？持久战下具体的战略战术是什么？来回答人们的疑问和疑虑；就是在井冈山时期，他也是如此，《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 星之火，可以燎原》，都是这种战略思维逻辑的杰作。 正如本人在《“空前压力”与“巨大争议 》一文中所言： 任何一个组织，当面临外部巨大威胁和压力的时候，首先做的一定不是“同仇敌忾”，“共同应对”，一定是：“一方面空前的压力”，“一方面巨大的争议”。 只有经过“巨大的争议”，形成共识之后，才能“真正” 面对和处理巨大的“压力”。 所以，面对困境和如何走出困境，必须要告诉大家目前困境的真相和走出困境的思路和办法。 比如，当面对革命低潮，以及“对于识局的估量”充满悲观情绪，“林总”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时，教员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回答了“林总”的疑问： 主席针对“林总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在福建、广东、江西之间的三个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同时也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等问题，深刻地指出： 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 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 则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 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农村起义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 三，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 四，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 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六，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 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最后，主席在文章的末尾，以革命浪漫主义的笔触写道：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识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 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因此，面对艰难局面，下属产生怀疑和悲观情绪是必然的，而告诉下属是什么？为什么？是领导者的天职。 领导者必须要像克劳塞维茨所说的那样： 一个真正的将军，是在战争打的天昏地暗的时候，凭借着微弱的星光，而将队伍带出死亡之谷的人。 第三，告诉大家是什么、为什么，你必须要有科学的分析以及得出的符合实际能够解决问题的结论。 要想让身处逆境的团队重塑 “精、气、神”，团结一致去战胜困难，首先必须要形成共识，而能否形成共识，取决于你的战略分析是否科学？你通过科学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否能够说服人？是否能够指导实践？是否能够破解时代的组织难题？ 我经常说： 什么样的人才能是一个好领导？ 一个好领导： 一定是在艰苦创业的时候，带领我们打出一片生存发展的根据地；一定是在危难的时刻，能够 “挽救革命”、“挽救党”，能够破解时代难题，挽狂澜于既倒；一定是在发展的时候，带领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 主席正是这样伟大的领袖和伟大的战略家。 在《论持久战》中，教员以伟大战略家的独特视野，在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后，针对为什么是持久战，围绕中日矛盾双方的特点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得出了抗日战争必须是“持久战”的科学结论。 战略分析是战略决策的前提，没有正确的战略分析，就不会有正确的战略结论和战略决策。 主席在《矛盾论》中说： 感觉到了，你不一定能理解；只有理解了，你才能更深刻地感觉。 认识事物，要想更深刻地感觉，你必须善于抓住事物矛盾双方的特点。 只有准确地抓住特点，你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只有抓住事物的本质，你才能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 针对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呢？根据在什么地方？ 主席分析说： 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 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 分别地说来，战争的双方有如下互相反对的许多特点。 从日本方面讲，主席分析说： 第一，它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 这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基本条件，战争的不可避免和中国的不能速胜，就建 立在这个日本国家的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上面。 第二，由于日本社会经济的帝国主义性，就产生了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它的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 时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日本帝国主义，由于内外矛盾，不但使得它不得不举行空前大规模的冒险战争，而且使得它临到最后崩溃的前夜。 从社会行程说来，日本已不是兴旺的国家，战争不能达到日本统治阶级所期求的兴旺，而将达到它所期求的反面—日本帝国主义的死亡。这就是所谓日本战争的退步性。 跟着这个退步性，加上日本又是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这一特点，就产生了它的战争的特殊的野蛮性。 这样就要最大地激起它国内的阶级对立、日本民族和中国民族的对立、日本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对立。 日本战争的退步性和野蛮性是日本战争必然失败的主要根据。 第三，日本战争虽是在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的基础之上进行的，但同时又是在其先天不足的基础之上进行的。 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虽强，但这些力量之量的方面不足。 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 日本统治者想从战争中解决这个困难问题，但同样，将达到其所期求的反面，这就是说，它为解决这个困难问题而发动战争，结果将因战争而增加困难，战争将连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 第四，日本虽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同时，却又不能不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授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这后一种力量将逐渐地增长，终究不 但将把前者的援助力量抵消，并将施其压力于日本自身。 这是失道寡助的规律，是从日本战争的本性产生出来的。 总起来说，日本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而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之寡助。这些就是日本方面的特点。 从中国方面看，主席分析说： 第一，我们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戊成维新，辛亥革命，直至北伐战争，一切为解除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革命的或改良的运动，都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因此依然保留下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 位。 我们依然是一个弱国，我们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 战争之不可避免和中国之不能速胜，又在这个方面有其基础。 第二，中国近百年的解放运动积累到了今日，已经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 各种内外反对力量虽给了解放运动以严重挫折，同时却锻炼了中国人民。 今日中国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虽不如日本之强，但在中国自己比较起来，却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就是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 中国今天的解放战争，就是在这种进步的基础上得到了持久战和最后胜利的可能性。 中国是如日方升的国家，这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没落状态恰是相反的对照。 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从这种进步性，就产生了中国战争的正义性。 因为这个战争是正义的，就能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敌国人民的同情，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 第三，中国又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这同日本又是一个相反的对比。 第四，由于中国战争的进步性、正义性而产生出来的国际广大援助，同日本的失道寡助又恰恰相反。 总起来说，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家，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这些都是中国的特点。 这样看来，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 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地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 这些，就是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 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 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 这些特点是事实上存在的，不是虚造骗人的；是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残缺不全的片段；是贯彻于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之申的，不是可有可无的。 观察中日战争如果忘记了这些特点，那就必然要弄错；即使某些意见一时 。 有人相信，似乎不错，但战争的经过必将证明它们是错的。 抓住矛盾双方的典型特点，进而抓住矛盾双方的本质，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这就是主席在进行战略分析时最撞长用的方法。 企业经营的环境困难，但所谓的“困难”不是一句笼统的话，你处在哪个行业？你处在哪个行业的哪个环节？行业发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他们的典型特点是什么？他们对你企业的影响是什么？你自己企业的特点是什么？你自己企业目前具备的优势是什么？面对的困难是什么？ 只有分析清楚这些问题，你才能准确界定你的“问题”，从而为解决问题打下坚实的基础。 因此，准确地定义“问题”是从“0”到“1”；而一步步解决问题，是从“1”到“N”.准确地认识和定义“问题”，“问题”就解决了一半。 在这里，我们还要用到主席战略模型“六步法”： 目前的形势——目前形势的特点——由目前形势特点决定的主要矛盾—由主要矛盾决定的我们的主要任务——由主要任务决定的战略目标—由战略目标决定的策略方法和战略战术。 这是主席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最为科学的方法论。 第四，艰苦的持久战，必须要有持久战的力量源泉，否则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真正的抗日持久战的力量的源泉在哪里？教员说“兵民是胜利之本。”改强我弱，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正是因为敌强我弱这个现实的命题，要求我们必须寻求最大的力量去战胜敌人。 针对于持久战中的力量源泉，主席说：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 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甚至像葡萄牙那样的小国家都敢欺负我们，根本原因就是统治阶级与民众的对立，民众处于一种无组织、一盘散沙的状态。 所以，面对当时情形，孙中山先生才感叹地说： 国家是一麻袋土豆；民众是一盘散沙。 作为伟大战略家的主席，早就对此有深刻的洞察和实践。 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主席曾说： 真正的铜墻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干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 所以，主席才在这里说： 克服了“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 这一缺点，就可以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我们方面，军队须有源源不绝的补充，现在下面胡干的“捉兵法”“买兵法”，亟须禁止，改为广泛的热烈的政治动员，这样，要几百万人当兵都是容易的。 抗日的财源十分困难，动员了民众，则财政也不成问题，岂有如此广士众民的国家而患财穷之理？ 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 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 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 从这态度出发，于是有各种的政策、方法、方式。离了这态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错的，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便决然弄不好。 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 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敌军。 这些原则要实行有效，都须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这种根本态度出发。 那些认为不是根本态度问题而是技术问题的人，实在是想错了，应该加以改正才对。 在这里，主席讲的恰恰是人民军队胜利的法宝。 对我们企业来说也是一样，特别是在发展的困难面前，我们尤其要坚持教员的教导： 军民一致，以客户为中心；官兵一致，使员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相一致，而不是将员工当工具；瓦解敌人，搞清楚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搞清楚依靠谁、团结谁、争取谁、打击谁？ 甚至在特定的时期和竞争对手合作，形成竞合关系。 总之，要建立强大的统一战线，共克时艰。 问题是，现下的中国企业，有多少企业能像华为一样真正做到“以容户为中 心”？“以奋斗者为本”？ 在顺境的时候，你以利润为中心，那么，请问，在逆境的时候，会有多少员工和客户会愿意和你一道共度时艰，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第五，越是艰难局面之下的持久战，越需要同仇敌忾、上下同欲，而要做到“同仇敌忾、上下同欲”，则必须进行政治思想动员，如此才能激发出团队最强的力量。 在很多民营企业中，由于利益关系处理不得当，企业和员工的关系变成了一种单纯的“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企业和员工关系的“隔膜”是一种令人痛心的关系。 所以，才有了“老板跳楼”，“员工跳槽”的现象出现。 而共克时艰，必须要在“官兵一致”的基础上，进行广泛的动员，凝聚最广大的力量，群策群力战胜困难。 为此，主席在《论持久战》“抗日的政治动员”部分说： 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 抗日以前，没有抗日的政治动员，这是中国的大缺陷，已经输了敌人一着。 抗日以后，政治动员也非常之不普遍，更不说深入。人民的大多数，是从敌人的炮火和飞机炸弹那里听到消息的。 这也是一种动员，但这是敌人替我们做的，不是我们自己做的。 偏远地区听不到炮声的人们，至今还是静悄悄地在那里过活。 这种情形必须改变，不然，拚死活的战争就得不到胜利。 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 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要胜利又忽视政治动员，叫做“南其辕而北其辙”，结果必然取消了胜利。 什么是政治动员呢？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 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 其次，单单说明目的还不够，还要说明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就是说，要有一个政治纲领。现在已经有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又有了一个《抗战建国纲领》，应把它们普及于军队和人民，并动员所有的军队和人民实行起来。 没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政治纲领，是不能动员全军全民抗日到底的。 怎样去动员？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 现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有的一些，沧海一粟，而且方法不合民众口味，神气和民众隔膜，必须切实地改一改。 其次，不是一次动员就够了，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是经常的。 不是将政治纲领背诵给老百姓听，这样的背诵是没有人听的；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 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 在困难的局面下破局，儒要团队的每一分子贡献力量，要想激发每一分子的力量，必须要像主席说的那样，让每一个人既知道做什么？又知道为什么这样做？这样做和我的利益有什么关系？只有如此，才能打造出“胜则举杯同庆”、“败则拼死相救”的团队精神。 第六，越是在艰难局面的持久战下，越需要发挥每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地解决问题。 战胜困难是需要创新性和创造性的，而创新性和创造性的激发，需要发挥好每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性。 如何发挥好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乃至创造性地去开展工作，解决难题？ 主席说： 我们反对主观地看问题，说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败，故须反对它。 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 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 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珠的能动性。 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 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 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根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 抗日战争是要赶走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 坐着不动，只有被灭亡，没有持久战，也没有最后胜利。 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 人类在战争中强烈地表现出这样的特点。 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 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 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 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 我们不赞成任何一个抗日战争的指挥员，离开客观条件，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但是我们必须提倡每个抗日战争的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将军。 他们不但要有压倒敌人的勇气，而且要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 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要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到达彼岸。 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就是战争大海中的游泳术。 第七，持久战必须要有适合于持久战的战略战术。 中日矛盾双方的典型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 那么，抗日持久战的战略战术是什么呢？ 主席说在抗日战争的第一和第二阶段即敌之进攻和保守阶段中，应该是： 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 在这里，给大家提个醒，战略的基础是哲学，哲学的基础是矛盾论。 战略和战术，在逻辑上是相反相成的。 正如陈升老师在《战略辩证法》中所总结的： 前瞻与知止，取势与取实，布局与破局，全局与局部，过程与阶段，直线与曲线，舍与得，平衡与失衡，长板与短板，时间与空间，确定与模糊，果与因，人与事， 进与退，虚与实，强与弱，集中与分散，软与硬，死与活，一般与特殊，主观与客观，主动与被动，上与下，进攻与防御，先发与后发，内线与外线，持久与速决，竞争与合作，直路与弯路，建设与破坏，核心与边缘，优势与劣势，等等。 总之，战略和战术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是矛盾着的统一体，如果不明白这一点，就永远理解不了战略，更理解不了战略的战略战术，也理解不了主席的《论持久战》。 为什么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 主席说： 由于日本是帝国主义的强国，我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日本是采取战略进攻方针的，我们则居于战略防御地位。 日本企图采取战略的速决战，我们应自觉地采取战略的持久战。 日本用其战斗力颇强的几十个师团的陆军（目前已到了三十个师团）和一部分海军，从陆海两面包围和封锁中国，又用空军轰炸中国。 目前日本的陆军已占领从包头到杭州的长阵线，海军则到了福建广东，形成了大范围的外线作战。 我们则处于内线作战地位。 所有这些，都是由敌强我弱这个特点造成的。 然而在另一方面，则适得其反。 日本虽强，但兵力不足。 中国虽弱，但地大、人多、兵多。 这里就产生了两个重要的结果。 第一，敌以少兵临大国，就只能占领一部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 由是，在其占领区域，则空出了广大地面无法占领，这就给了中国游击战争以广大活动的地盘。 在全国，即使敌能占领广州、武汉、兰州之线及其附近的地区，但以外的地区是难于占领的，这就给了中国以进行持久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总后方和中枢根据地。 第二，敌以少兵临多兵，便处于多兵的包围中。 敌分路向我进攻，敌处战略外线，我处战略内线，敌是战略进攻，我是战略防御，看起来我是很不利的。 然而我可以利用地广和兵多两个长处，不作死守的阵地战，采用灵活的运动 战，以几个师对他一个师，几万人对他一万人，几路对他一路，从战场的外线，突然包围其一路而攻击之。 于是敌之战略作战上的外线和进攻，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就不得不变成内线和防御。 我之战略作战上的内线和防御，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就变成了外线和进攻。 对其一路如此，对其他路也是如此。 以上两点，都是从敌小我大这一特点发生的。 又由于敌兵虽少，乃是强兵（武器和人员的教养程度），我兵虽多，乃是弱兵（也仅是武器和人员的教养程度，不是士气），因此，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我不但应以多兵打少兵，从外线打内线，还须采取速决战的方针。 为了实行速决，一般应不打驻止中之敌，而打运动中之敌。 我预将大兵荫蔽集结于敌必经通路之侧，乘敌运动之际，突然前进，包围而攻击之，打他一个措手不及，迅速解决战斗。 打得好，可能全部或大部或一部消灭他；打不好，也给他一个大的杀伤。 一战如此，他战皆然。不说多了，每个月打得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 这样，我之战略的持久战，到战场作战就变成速决战了。敌之战略的速决战，经过许多战役和战斗的败仗，就不得不改为持久战。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 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 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 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 读到这里，明白了吗？通过正确的战略指导，就可以实现：“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通过这种相反相成的战略和战术，就可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那么，主席的这种战略战术对处于困局中的企业有何启发呢？ 第一，在战略上必须要有持久战的思想准备，解决困局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解决困局需要一个从量变的质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个痛苦的积累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最痛苦的阶段当属于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所讲的“战略相持阶段”，这个阶段是爬坡过坎最为吃力的阶段，只有熬过这个最为艰难的阶段，才能迎来战略反攻的阶段。 也就是雪菜的诗中所写的： 冬天已经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第二，必须要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无论多么艰难的环境，都必须拥有能支撑自己活下去的战略基地，否则，变成李闯王式的流动游击，你就无法在持久战中贏得战略的转变，贏得未来的胜利。 所以，主席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说： 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 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 无后方作战，本来是敌后游击战争的特点，因为它是同国家的总后方脱离 的。 然而，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这种根据地也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 历史上存在过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在交通和技术进步的今日而企图用流寇主义获得胜利，更是毫无根据的幻想。 然而流寇主义在今天的破产农民中还是存在的，他们的意识反映到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的头脑中，就成了不要或不重视根据地的思想。 因此，从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的头脑中驱除流寇主义，是确定建立根据地的方针的前提。 要或不要根据地、重视或不重视根据地的问题，换句话说，根据地思想和流寇主义思想的斗争的问题，是任何游击战争中都会发生的，抗日游击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也不能是例外。 因此，同流寇主义作思想斗争，将是一个不可少的过程。只有彻底地克服了流寇主义，提出并实行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才能有利于长期支持的游击战争。 第三，必须要游击战上升到战略的地位，将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 民：如果不将游击战上升到战略的位置，将游击战和运动战也就是正规战相结合，你想实现战略的持久是不可能的。 对企业来说，所谓游击战，是采用各种灵活的打法，不拘泥于过去的传统主流打发，去发展一些长尾市场，为自己度过困局提供力量积蓄。 比如，随着数字经济发展，各种直播营销、短视频营销、IP 营销，跨境电商等新型的营销模式，一开始完全可以作为游击战的武器来使用。 同样，在销售区域的选择上，当传统的欧美市场下滑后，可以转战亚非拉第三世界市场，当年华为的国际化恰恰是通过在亚非拉市场先打游击战，后打运动战，再打阵地战，赢得了国家化持久战的胜利。 第四，在困局中打好持久战，你必须还要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指导。 在灵活机动的战略指导方面，主席称之为： 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 针对于主动性，主席说： 前面已说过了自觉的能动性，为什么又说主动性呢？自觉的能动性，说的是自觉的活动和努力，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这种人的特点，特别强烈地表现于战争中，这些是前面说过了的。 这里说的主动性，说的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是用以区别于被迫处于不自由状态的。 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 为此缘故，战争的双方，都力争主动，力避被动。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战略的灵魂是“主动权”。 主动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不能分离的，而被动则和战争力量的劣势分不开。 但是，我之相对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地位，是能够脱出的，方法就是人工地造成我们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去剥夺敌人的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把他抛入劣势和被动。 把这些局部的东西集合起来，就成了我们的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敌人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 这样的转变，依靠主观上的正确指导。 为什么呢？我要优势和主动，敌人也要这个，从这点上看，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 战争力量的优劣本身，固然是决定主动或被动的客观础，但还不是主动或被动的现实事物，必待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方才出现事实上的主动或被动。 在斗争中，由于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可以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也可以化优势为劣势，化主动为被动。 主动和胜利，是可以根据真实的情况，经过主观能力的活跃，取得一定的件，而由劣势和被动者从优势和主动者手里夺取过来的。 针对于灵活性，主席说： 灵活性是什么呢？就是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就是灵活地使用兵力。 灵活地使用兵力这件事，是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也是最不容易做好的。 战争的事业，除了组织和教育军队，组织和教育人民等项之外，就是使用军弘于战斗，而一切都是为了战斗的胜利。 组织军队等等固然困难，但使用军队则更加困难，特别是在以弱敌强的情况之中。 做这件事需要极大的主观能力，需要克服战争特性中的纷乱、黑暗和不确实性，而从其中找出条理、光明和确实性来，方能实现指挥上的灵活性。 古人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个“妙”，我们叫做灵活性，这是聪明的指挥员的出产品。 灵活不是妄动，妄动是应该拒绝的。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 基于这种运用之妙，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就能较多地取得胜利，就能转变敌我优劣形势，就能实现我对于敌的主动权，就能压倒敌人而击破之，而最后胜利就属于我们了。 针对于计划性，主席说： 由于战争所特有的不确实性，实现计划性于战争，较之实现计划性于别的事业，是要困难得多的。 然而，“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 战争没有绝对的确实性，但不是没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 所谓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战争的计划性就有了客观基础。 战争的计划性就很难完全和固定，它随战争的运动（或流动，或推移）而运动，且依战争范围的大小而有程度的不同。 战术计划，例如小兵团和小部队的攻击或防御计划，常须一日数变。 战役计划，即大兵团的行动计划，大体能终战役之局，但在该战役内，部分的改变是常有的，全部的改变也间或有之。 战略计划，是基于战争双方总的情况而来的，有更大的固定的程度，但也只在一定的战略阶段内适用，战争向着新的阶段推移，战略计划便须改变。 战术、战役和战略计划之各依其范围和情况而确定而改变，是战争指挥的重要关节，也即是战争灵活性的具体的实施，也即是实际的运用之妙。 总之，抗日战争应该是有计划的。 战争计划即战略战术的具体运用，要带灵活性，使之能适应战争的情况。 要处处照顾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以便改变敌我之间的形势。 而一切这些，都表现于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同时也就表现于战略上的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之中。 写到这里，基本上就处于困局中的企业和企业家，如何灵活学习运用教员的《论持久战》，度过艰难困苦的局面做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梳理，总起来说： 面对困局和解决困局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解决困局需要一个从量变的质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个痛苦的积累的过程，需要做好打持久战的足够的准备；需要建立支撑持久战的根据地，也就是支撑自己活下去的战略基地；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灵活机动地进行战略指导，努力掌握战略的主动权；需要懂得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的真理，努力打好人民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