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七章 只有“枪杆子”+“笔杆子”，你才能克敌制胜

竞争是实力的对抗。 实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 用主席的话说，叫“枪杆子”+“笔杆子”。 作为弱者，当你 “硬实力”不足的时候，强大的“软实力”，可以弥补你“硬实力”的不足。 作为强者，强大的“软实力”，可以使你的“硬实力”发挥乘法效应，强者愈强。 作为伟大的战略家，主席当然知道“硬实力”，即“枪杆子”的极端重要性。 早在1927年8月7日的“八七会议”上，面对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对共产党人采取血腥屠杀的时候，主席曾悲愤地说： 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 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 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 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 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从此，“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了教员的名言。 从此，抓“枪杆子”、造“枪杆子”、造党指挥的“枪杆子”、造党指挥的人民的“枪杆子”，成了主席一生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之一。 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从井冈山到瑞金，从瑞金到长征，从长征到延安，从延安到西柏坡，从西柏坡到天安门城楼，一直到主席去世，这支人民的“枪杆子”，在党的指挥下，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成为人民和国家强大的保障。 对“枪杆子”的重要性，生席在写于1938年11月6日的战略名篇《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总结的最为精彩： 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 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 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 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 有人笑我们是“战争万能论”，对，我们是革命战争万能论者，这不是坏的，是好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共产党的枪杆子造了一个社会主义。我们要造一个民主共和国。 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 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 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 作为一个组织，你必须要拥有“枪杆子”，只有拥有“枪杆子”，你才能拥有竞争的资本和底气。 但是，仅仅拥有 “枪杆子”是不够的，你还必须拥有“笔杆子”。 什么是“笔杆子”？ 那就是信仰、主义、宗旨、追求、精神、作风、纪律、文化等等。 没有“笔杆子”和强大的“软实力”，你的“硬实力”不但会大打折扣，而且会像蒋介石的800 万军队一样，在主席“文房四宝”之下，仅仅3年时间，就被“秋风扫落叶”，“风卷残云”。 针对主席“笔杆子”的强大，山东大学已经去世的著名哲学家高亨曾写过一首著名的词以表达对教员的敬仰： 《水调歌头•读毛主席诗词》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 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 唤醒蛰龙飞起，扫灭魔炎魅火，挥剑斩长鲸。 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 抒慷慨，写慶战，记长征。 天章云锦， 织出革命之豪情。 细检诗坛李社，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 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 主席的“笔杆子”，包括哪些内容呢？ 概括说： 那就是主义、宗旨、精神、作风、纪律、文化等等。 第一，“笔杆子”首先是主义，也就是信仰问题。 为此，主席在为中国抗日军政大学题词中写道，“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首要的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教员确立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即“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原则。《决议》规定，红军中必须健全各级党的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反对以任何借口来削弱党对红军的领导。 《决议》尖锐地批评了“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和“个人主义”等错误倾向，以“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支部建在连上”的“顶层设计”+“底层逻辑”，为“党指挥枪”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决议》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必须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 第二，“笔杆子”是宗旨，也是就“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 主席的军事战略思想可以概括为： 人民军队；人民战争； 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如果用今天的管理学语言说： 人民军队就是战略定位；人民战争是商业模式；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是方法论。 主席的战略从来都是阳谋，都是蒋介石非常清楚和了解的，但蔣介石和他手下的将领为什么不能模仿？ 因为，国民党的部队是“蒋家军”，和各个地方军阀的 “私家军”，因为你不是“人民的军队”，你当然玩不了“人民战争”。 这和今天大量的企业想学华为学不了一样，因为任正非打的是“人民战争”，你当然学不了。 因此，从“古田会议”起，主席就将人民军队的宗旨确定为：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并且一再强调： 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 第三，“笔杆子”是严明的纪律，也是“共产党人不能不执行比一般更为严格的纪律”。 从红军时代，到八路军、新四军时代：再到解放军时代；从《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到《大三纪律八项注意》，再到1947年10月10日，主席签发《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 本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多年，其内容各地各军略有出入。现在统一 规定，重行颁布。望即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至于其他应当注意事项，各地各军最高首长，可根据具体情况，规定若干项目，以命令施行之。 三大纪律如下： 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 八项注意如下： 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无论是在人民军队的哪一个发展时期，正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使人民一眼就能分别出，谁才是人民的子弟兵。 针对严明的军纪，主席曾说： 共产党人不能不执行比一般更为严格的纪律。 1937年10月5日，在延安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事件： 从井冈山时代就参加革命的高级将领黄克功，因恋爱不成枪杀了“抗大”女学员刘茜。 针对是枪毙黄克功，还是让其戴罪立功，主席愤怒地说： 此人不杀，我们还是共产党吗？ 在这里，我们做一个假如，假如黄克功没有犯罪，以他的能力和战功，你觉得建国后他会授什么军衔？ 我的估计是：上将。 但没有假如，主席拒绝所有的说情，经公审将黄克功枪毙。 还是在这里，我们对比下： 面对也是“功勋卓著”的爱将张灵甫枪杀自己妻子，蔣介石是怎么做的？ 仅仅是被关押一段时间，然后又高官厚禄，荣升整编七十四师长。 对此，你有什么感想？ 第四，“笔杆子”是精神，面对一切艰难险阻永不屈服的精神。 在我党我军的发展历史上，曾给我们留下了各种各样的“精神”： 井冈山精神： “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 长征精神： “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普奋斗的精神。”延安精神：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略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抗战精神：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西柏坡精神： 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依靠群众、团结统一的精神。 正是这一些列的“精神”所构成的“精神谱系”，成为我党我军最为强大的“软实力”。 第五，“笔杆子”是文化，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 1944年10月30日，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讲演时说：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1942年5月2日下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教员开场就以幽默生动的语言说： 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这里所说的“鲁总司令”，是指魯迅。 后来发表时改为“手里拿着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而文化的军队是“团结自己、消灭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当他说到“鲁总司令”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和阵阵笑声。 在这里，“朱总司令”和“鲁总司令”，“手里拿着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极为形象地表达了主席只有将“枪杆子”和“笔杆子”结合起来，才能战胜敌人，才能使自己的事业兴旺发的深邃思想。 文化的力量有多大？ 主席在1944年3月22日作的《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中，讲了一个故事： 一个秧歌叫《赵富贵》，还有一个秧歌叫《张治国》，听说在吴起镇演出后，警三旅有一个士兵把自己的手捆起来，跑到连长那里请求处罚。为什么要请求处罚？他说“我想开小差，不但自己想开小差，还想组织别人开小差”，还讲出在他棉衣里缝了多少法币。他要求处罚。他自己讲出来了，当然也就不处罚了。 这就是我们的文化的力量。 对文化的重视，对“枪杆子”和“笔杆子”两手抓，是主席一以贯之的思 想。 1929年12：月，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教员就对红四军的文化教育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 由“各纵队政治部负责编制青年士兵识字课本”，在“每个纵队内设立青年士兵学校一所，分为三班至四班”，“每班以授足九十小时为一学期”，对士兵进行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的文化教育。 1939年，主席在延安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学习运动，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主席提出了干部队伍的“本领恐慌”问题？ 有些老干部，有些营长、连长不但文章不会做，很多东西也不知道，战士反而比他们高明。 逐渐地，队伍里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 恐慌，好像开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想开铺子，就要进货。 干部的“进货”就是学习本领。 主席多次要求领导干部要亲自写文章，他说： 领导干部亲自动手写文章，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功。他明确要求领导同志“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写，要自己动手，或者合作起来做”。 建国后，随着人民军队全方位、大规模正规化建设时代到来，教员对“枪杆子”和“笔杆子”的结合更加重视： 在1950年8月1日发布的《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中要求： 全军规模的文化教育，自1951年1月正式开始。务求在三年之内，使一般战士及初级小学程度以下的干部达到高级小学的水平，使一般相当于高级小学程度的干部达到初级中学的水平，然后再继续提高。 主席还要求，要把军队办成“一个巨大的学校”： 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组织广大指挥员和战斗员志尤其是文化水平低的干部，参加文化学习。 总之，正是拿着“枪杆子”的队伍，和拿着“笔杆子”的队伍相结合；正是左手拿着 “枪杆子”，右手拿着 “笔杆子”的干部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正是“武化”的革命队伍，不断“文化”，教员带领我们战胜了一个又一个敌人，克服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使党和人民的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