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二章 不懂得集中兵力，你永远都是个战略小白

集中兵力，以强凌弱，是古今中外一切战略家的共识。 因此，《孙子兵法》说： 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 战略上最重要而又最简单的准则是集中兵力。 马克思说： 战略的奥妙就在于集中兵力。 作为世界上最为杰出的战略家，主席将集中兵力使用到了极致。 从《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到《井冈山的斗争》；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到《十大军事原则》，教员对如何集中兵力做了详尽的总结和阐述。 梳理下主席集中兵力的战略思根，主要有： 第一，越是面对强大的对手，我们要想以弱胜强，必须要集中兵力，在全局上处于劣势的条件下，通过集中兵力，在局部上形成绝对优势，从而各个击破、战胜强敌。 为此毛泽东说： 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无论哪一个大胜仗，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是战略的说法，是对整个战争整个敌我对比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是如此。不是对战役和战术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决不应如此。无论在反攻或进攻，我们总是集结大力打敌一部。 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敌人一般地都摸熟我们的脾气了。然而敌人不能取消我们的胜利，也不能避免他们的损失，因为何时何地我们这样做，他们不晓得。这一点我们是保守秘密的。红军的作战一般是奇袭。 第二，要想做到集中兵力，必须要反对战略方向的两个拳头主义，承认一个拳头主义。 为此毛泽东说： 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 集中兵力之所以必要，是为了改变敌我的形势。第一，是为了改变进退的形势。第二，是为了改变攻守的形势。第三，是为了改变内外线的形势。 从战略防御中争取胜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的一着。 军事平均主义者到一九三三年，有所谓“两个拳头打人”的说法，把红军主力分割为二，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求胜。那时的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而且没有当时可能取得的最大胜利。 在有强大敌军存在的条件下，无论自己有多少军队，在一个时间内，主要的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不应有两个。 我不反对作战方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但主要的方向，在同一个时间内，只应有一个。 第三，要想做到集中兵力，必须要以局部的牺牲换来全局的胜利。 为此毛泽东说： 军事平均主义，到一九三四年第五次反“围剿”时，发展到了极点。“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以为可以制敌，结果为敌所制，原因在于惧怕丧失土地。 集中主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剩下了钳制力量，自然不免使土地受到损失。然而这是暂时的局部的损失，其代价是突击方向取得了胜利。 突击方向胜利了，钳制方向的损失就可以恢复了。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 都使我们遭受了土地的损失，特别是在敌人第三次“围剿”时江西红军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了，然而结果我们的土地不但都恢复了，而且还书大了。 第四，集中兵力不是为集中而集中，而是为了打歼灭战。 为此毛泽东说： 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给敌以杀伤，是作为给敌以歼灭的手段而采取的，否则便没有意义。 因给敌以杀伤而给我以消耗，又因给敌以灭而给我以补充，这样就不但抵偿了我军的消耗，而且增加了我军的力量。 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第五，集中兵力必须要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确保全部干净彻底将敌人歼灭。 为此毛泽东说： 在战役的部署方面，当着敌人使用许多个旅（或团）分几路向我军前进的时候，我军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即集中六倍、或五倍、或四倍于敌的兵力、至少也要有三倍于敌的兵力，于适当时机，首先包围歼击敌军的一个旅（或 团）这个旅（或团），应当是敌军诸旅中较弱的，或者是较少援助的，或者是其驻地的地形和民情对我最为有利而对敌不利的。我军以少数兵力牵制敌军的其余各旅（或团），使其不能向被我军围击的旅（或团）迅速增援，以利我军首先歼灭这个旅（或团）。得手后，依情况，或者再歼敌军一个旅至几个旅。 在战役部署上，必须反对那种轻视敌人、因而平分兵力对付诸路之敌、以致一路也不能歼灭、使自己陷于被动地位的错误的作战方法。 在战术的部署方面，当着我军已经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包围敌军诸路中的一路（一个旅或一个团）的时候，我军担任攻击的各兵团（或各部队），不应企图一下子同时全部地歼灭这个被我包围之敌，因而平分兵力，处处攻击，处处不得力，拖延时间，难于奏效。 而应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即集中六倍、五倍、四倍于敌，至少也是三倍于敌的兵力，并集中全部或大部的炮兵，从敌军诸阵地中，选择较弱的一点（不是两点），猛烈地攻击之，务期必克。得手后，迅速扩张战果，各个歼灭该敌。 这种战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 全歼，方能最有效地打击敌军，使敌军被歼一团少一团，被歼一旅少一旅。 对于缺乏第二线兵力的敌人，这种战法最为有用。 全歼，方能最充分地补充自己。这不但是我军目前武器弹药的主要来源，而且是兵员的重要来源。 全歼，在敌则士气沮丧，人心不振；在我则士气高涨，人心振奋。 速决，则使我军有可能各个歼灭敌军的增援队，也使我军有可能避开改军的增援队。在战术和战役上的速决，是战略上持久的必要条件。 第六，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 为此毛泽东说： 有些时机，为着集中兵力歼击敌军的目的，或使我军主力避免遭受敌军的严重打击以利休整再战的目的，可以允许放弃某些地方。 只要我军能够将敌军有生力量大量地歼灭了，就有可能恢复失地，并夺取新的地方。因此，凡能歼灭敌军有生力量者，均应奖励之。不但歼灭敌军的正规部队应当受到奖励；就是歼灭敌军的保安队、还乡队等反动的地方武装，也应当受到奖励。 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 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 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 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 毛泽东“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战略思想，对我们有如下重要启示： 第一，在战略时间上要坚持长期主义。 时间是战略的第一要素，但是无论对一个组织还是一个个人来说，时间都是有限的稀缺的，越是有限和稀缺，越需要你坚持长期主义，只有板発坐的十年冷，你才能将有限的时间资源进行聚集和集中使用，如此你才能在某个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取得成功。 就像2016年3月5日，任正非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所说： 华为坚定不移28年只对准通信领域这个“城墙口”冲锋，华为只有几十人的时候就对着一个“城墙口”进攻，几百人、几万人的时候也是对着这个“城墙口”进攻，现在十几万人还是对着这个“城墙口”冲锋。密集炮火，饱和攻击。 每年1000多亿元的“弹药量”炮轰这个“城墙口”，研发近600亿元，市场服务500亿元到600亿元，终于在大数据传送上领先了世界。 第二，在战略空间上要坚持重点主义。 空间是战略的第二大要素，从战略的意义上讲，空间是“多”与“少”、“大”与“小”、的辩证法，真正的战略家都会懂得 少”就是“多”，“小” 就是“大”的辩证法。只有懂得重点，才能拥有战略，战略首先是“略”，要抓大放小，如果眉毛胡子一把抓，贪大求全，乱铺摊子，看上去高大上，最终一定是芝麻西瓜一起丢。所以，在某一个阶段我们的中心工作只能是一个，而不能是多个，过多的重点等于没有重点。 第三，在工作推进上要坚持彻底主义。 在如何推进工作上，教员说要“抓紧”，对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什么东西只有抓得很紧，毫不放松，才能抓住。抓而不紧，等于不抓。伸着巴掌，当然什么也抓不住。就是把手握起来，但是不握紧，样子像抓，还是抓不住东西。我们有些同志，也抓主要工作，但是抓而不紧，所以工作还是不能做好。不抓不行，抓而不紧也不行。 总而言之，只有坚持长期主义、重点主义和彻底主义，我们才能像教员说的那样，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从而赢得竞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