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不懂得时间，就不懂得持久战、运动战、速决

战、歼灭战拿破仑说，战略是运用时间和空间的艺术。 其实，对于人类来说，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个认识和使用时间与空间的过程，只不过我们许多人对此没有进行过深入的思考而已。 人生的悲剧，在于时间的有限性和空间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 对此，哲学家庄子有形象的描述：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 作为哲学家的庄子，面对时间的有限性和空间的无限性的矛盾，其所持的态度无遗是悲观的。 但战略家的使命，刮是要通过创造性地使用“时间”，通过把有限的“时间”，进行极致地使用，来突破发展“空间”的约束。 毛泽东一生对“时间” 有一种独特的“情怀”： 自信人生二百年；人生易老天难老；天若有情天亦老；坐地日行八万里；一万年太久，只争期夕；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非对称战争”“大师”，成功地创造和实践了“弱胜之道”的战略战术，其核心“秘密” 就在于对“时间”的掌控和把握。 首先是对“持久”和“速决”的辩证把握。 在中国革命尤其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红军之所以遭遇诸多的挫折，甚至遭遇第五次反“围樂”彻底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全部丧失，红军被迫进行两万五千里的“长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某些人忘记了以“敌强我弱”为主的，这样一个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的特点和事实。 那么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到底是什么？ 毛泽东说： 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四个”主要的特点。 正是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 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 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 既有顺利的条件，又有困难的条件。 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规律发生出来 的。 由此，毛泽东得出了中国革命战争，在战略上只能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 那种“犯着革命的急性病”，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事实，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妄图“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夺取“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是注定要失败的。 战略和战术，从来是一对“对立统一”的“矛盾组合体”。 战略上的持久，绝不是说战役和战斗上也要持久。 恰恰相反，毛泽东说： 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 战略的持久战，要求我们在 “以弱胜强”的过程中，要有足够的战略定力，不能犯“革命的急性病”。 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要求我们在具体的战役和战斗中以“运动”和“速度”求胜。 没有“运动”和“速度”，我们就不可能调动敌人；没有“运动”和“速度”，我们就不可能使敌人“分散”，而我们自己实现“集中”；没有“运动”和“速度”，我们就不可能抢占“最有利的战场”；没有“运动”和“速度”，我们就不可能实现“以逸待劳”。 战略上“持久”和战役和战斗“速决”的辩证统一，使红军将革命的过程性与阶段性辩证统一，通过阶段性的部分 “质变”，最终实现过程性的全局“质变”，从而最后战胜强大的敌人。 其次是对“时间”和“空间”的巧妙置换。 在战略上，时间和空间从来是可以，而且必须是互换的。 在第一次反敌大“围剿”时，毛泽东高屋建瓴地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 从此，“诱敌深入”成为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和我军战胜强大敌人的革命法 宝。 “诱敌深入”的本质，是用“空间”换“时间”，通过“丧失一部分根据地”，通过“打破一部坛坛罐罐”，换取红军主力的集中，换取最佳战机和最佳作战地点的选择。 “诱敌深入”，毛泽东又叫“战略退却”，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 面对教条主义者导致的第五次反“围剿”大失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沉重地总结道： 教条主义者的新原则和这相反： “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勇猛果敢，乘胜直追”，“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两个拳头打人”。 敌人进攻时，对付的办法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先发制人”，“不打烂坛坛罐罐”，“不丧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是短促突击，是堡垒战，是消耗战，是“持久战”；是大后方主义；是绝对的集中指挥；最后，则是大规模搬家。并且谁不承认这些，就给以惩办，加之以机会主义的头衔，如此等等。 毛泽东“以空间换时间”，最伟大的著作，要属《论持久战》。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从“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在中日两国优劣势客观分析的基础上，客观地得出了“先败后胜”、“转弱为强”、“战略进攻、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大阶段，以及中日两国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 日本”的高瞻远瞩的战略论断。 在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熬时间的苦斗”的同时，毛泽东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战略论点。 正是因为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人，将抗日游击战争上升到了战略的层面，以“积小胜为大胜”之方式，为抗日战争三大阶段的 “枢纽”—一战略相持阶段提供了强大的战略支撑。 第三是对“运动” 和 “歼灭”的灵活配合。 在红军反第一次大“围剿”之后，毛泽东领导的人民军队，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 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在作战方式上，又由“运动战”向“游击战”转变。 抗日战争结束，国共决战开始后，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方式又向“运动战”转变，直到济南战役之后，我军的作战方式变为“运动战”和“攻坚战”相结 合。 可以说，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运动战不仅是人民战争的主要方式，而且是独特优势。 运动战是“时间”战。 1988 年，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的咨询顾问小乔治.斯托克，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时间：下一个竞争优势来源》，由此基于时间的战略思维和方法，才被引入商业战略。 其实，在我们的小时候看过的电影《南征北战》、《红日》等，我们早就对解放战争期间，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通过“争分夺秒”抢时间，大踏步进退“运动战”的战略战术有过生动形象的体验。 时间是“运动战”的生命，离开了对“时间”的精准理解和深刻把握，运动战是无法实施和实现的。 “运动战”是“集中战”。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是毛泽东克敌制胜的法宝，但如何集中兵力就和 “运动”，和“时间”有密切的关系。 因为“集中”的结果，是通过“运动”的手段来实现的。 针对于“集中”，毛泽东曾无比感慨地说： 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 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 拥有战略头脑，洞察复杂环境，做自己时间的主人，利用时间来实现自我力量的“集中”，实现对手力量的“分散”，这才是战略家的选择。 “运动战”是“歼灭战”。 在相当长的时期，我军一直处于战略竞争的“劣势地位”，其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主要来源于对敌人歼灭以后的缴获。 因此，击溃战、消耗战、对峙战，从来就没不是我军的战略选择。 我军的战略选择是“歼灭战”。 用毛泽东的话说叫： 与其伤其十指，不如断敌一指。 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是我军作战的主要目的。 但是，面对敌强我弱的战略形势，如何将全局上的“敌强我弱”，转变为局那上的“我强敌弱”，基于时间竞争的“运动战”是实现“我专敌分”，我“集中兵力”，敌“分散兵力”，从而实现“战略上以一当十”，“战术上以十当一”战略的前提和保障。 正是因为毛泽东是“时间”使用的战略大师，所以，面对强敌，毛泽东才以藐视一切强敌的气概写道： 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 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 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敌人一般地都摸熟我们的脾气了。 然而敌人不能取消我们的胜利，也不能避免他们的损失，因为何时何地我们这样做，他们不晓得。 这一点我们是保守秘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