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运动的发起
它解决的问题:这一节解释家庭与妇女议题为何会被纳入新生活运动的正式议程。
如何用进自己的系统:研究政策扩张时,关注国家怎样把原本“私域”的问题重新命名。
常见误区:不要把议题纳入等同于问题被解决,它只是治理入口被打开。
国家、母亲与儿童如何在战时重新分工
第五章把问题推进到家庭内部:孩子应该由谁抚育、妇女如何参与社会、托儿与生产如何并行,国家又如何借此进入家庭再生产。
这一章打破了常见的简单判断。若只用“新生活运动限制妇女自由”或“它促进妇女社会参与”去概括,都不够。作者更关心的是:战争条件下,国家如何一边鼓励妇女承担社会工作,一边重新界定母职与儿童抚育;又如何通过托儿设施、妇女组织与救亡生产,把家庭变成国家治理的延伸部件。这里最值得学习的,是作者并不满足于价值评价,而是细看国家怎样通过照护问题重新接入家庭。
它解决的问题:这一节解释家庭与妇女议题为何会被纳入新生活运动的正式议程。
如何用进自己的系统:研究政策扩张时,关注国家怎样把原本“私域”的问题重新命名。
常见误区:不要把议题纳入等同于问题被解决,它只是治理入口被打开。
它解决的问题:这一节展示妇女组织、托育与社会参与如何逐步展开。
如何用进自己的系统:观察制度是如何从宣传口号变成具体组织安排的。
常见误区:不要把个别案例自动推成整体社会进步叙事。
它解决的问题:这一节回答在战争压力下,家庭治理逻辑怎样发生调整。
如何用进自己的系统:分析战时政策时,特别留意“角色转换”与“功能重组”。
常见误区:别把战时特殊安排误读成一般常态,它往往高度依赖历史情境。
第五章 谁该教养孩子?——家庭 第五章 谁该教养孩子?——家庭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一年多后,广州于1938年10月21日沦陷,广东省会移至曲江(韶关)。1941年7月,广东省新生活运动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为省政府主席李汉魂之夫人吴菊芳)的机关刊物《广东妇女》登载了如下投稿: 广东妇女诸先生鉴: 生在这多难的时候,我也和许多不幸的人儿一样,给日本鬼子毁了家,杀害了我的丈夫,一年来我带着一个未满两周岁的孩子,到处流浪,好像水上的浮萍一样,随着风浪漂流。我是曾受过初中教育的,为了仇恨,我可以加入任何一个救亡团体去洗雪这样的冤仇,但最苦的是还有一个孩子,我没有亲戚朋友,孩子寄托给谁教养?孩子既不能安置,我因为不能做什么事情,连食饭也发生问题。先生,在这战时的省会里,我是一个陌生人,先生们是为妇女解除痛苦与困难的,请指示一条路给我,那我永生也会感激你们的!祝公安 月娥 该刊对此的回复所载如下: 月娥女士: 接读你的来信,使我们想起了无千无万的无家可归到处飘流的姊妹们,她们也和你一样,也许比你所遭遇的更悲惨,这些完全是日本强盗所给予我们的,这样的血债这样的仇恨,当然有一天会与日寇清算。在这战时省会里,如女士曾受过初中教育的人欲找寻一个工作岗位,参加救亡工作,并非难事,但女士既有孩子的牵累,而目前又未有托儿所之设立,参加工作的确成问题。现我们只能告诉女士,韶关现有妇女生产工作团,内专收容战区妇女及征人家属,学习生产技术,为便于妇女起见,并有托儿所之设立。女士如果愿意,可加入该团技术训练班学习生产技术,孩子也可安置于托儿所,这样既可增加国家生产,又可解决女士目前困难,这是我们所能提供于女士的! 谨致 民族解放敬礼 编者 [1] 这个叫月娥的女性究竟是实际存在的人物,还是为了宣传妇女工作委员会的活动而被创造出来的假想人物,难以判断。无论如何,我们由此可以窥见当时中国国家与女性和儿童的关系,即当局要替母亲分担抚育孩子的任务,以此促进妇女为社会做出贡献。 一般而言,近代中国历史上母子关系之变迁,过去似乎多被视为女性摆脱“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并争取“解放”的过程。换言之,女性过去扮演……
因为一个政权若想持续塑造国民,就必须介入再生产环节。孩子不是私人问题,母职也不只是家庭伦理,而是国家治理链条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