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 战略高手，都是“活打”而不是“死顶”

越是深入地研究和学习主席的战咯思维和战略指导，越是发现主席的战略具有鲜明的特征。 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活”。 如果用两个字来概括：“灵活”。 如果用四个字来概括：“灵活机动”。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战略是“活打”，而不是“死顶”。 由此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教员要把“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规定为“抗大”的三条办学方针之一。 环境是战略最大的变量，越是环境波诡云谲，越需要我们的战略具有“活打”而非“死抗”的适应性。 特别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们做企业的首要问题，既不是做强也不是做大，而是做活。 如何做活？ 今天我们通过“四渡赤水”，来学习教员“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教员一生指挥的战役战斗无数，但唯有对“四渡赤水”情有独钟。 1960年5月，二战名将蒙哥马利访问中国时对主席说： “我读了您的军事著作，研究了您指挥的战役，特别是三大战役，那可是您的得意之笔，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 但主席闻育探了探手说： “不，那不是我的得意之笔，我的得意之笔是四波赤水”。 三大战役直接决定了中国解放的胜局，可以说是人民军队历史上的最大战功。 但为何在教员眼里，“四渡赤水”反而成了超越三大战役的封神之战？ 其中的原因，是“四渡赤水”最集中地体现了教员战略 “灵活机动”、“活打”而不“死顶”的特点。 “四渡赤水”，发生在红军最为黑暗的时刻，面对40万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教员通过灵活机动和高超的指挥艺术，使3万疲惫之旅成功地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走出了“死亡之谷”，实现了突破长江天险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战略意图。 有的人说“一渡赤水”并不高明，是“土城之战”失利后的被迫选择，其实种观点并不正确，因为教员的战略思想历来主张“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既然因为情报不准，以为是弱敌结果是遇到了强敌，“走为上”当然是正确的选择，所以就有了“一渡赤水”。 “一渡赤水”后，教员认为，根据变化的最新的形势，择机北渡长江已经成不可能实现所以也就没有必要再向西走，应该走回头路，重新回到贵州境内，调动敌军，择机跳出包围圈。 所以，就有了“二渡赤水”，红军东渡赤水河，杀回黔北，发动了娄山关战 役。 是役红军击溃和歼灭敌军两个师共8个团，俘敌3000人，缴枪2000余支，子弹 10.万多发，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打光了黔军王家烈的老本，并补充了大量军用物资。 但是，和“一渡赤水”一样，红军走到哪里，国民党围追堵截的军队就跟到哪里，娄山关战役重创敌军，振奋了红军将士士气，补充了物资以后，下一步的行动还是需要围绕“眺出包围圈”的战略意图展开。 所以，又有了“三渡赤水”。 “三渡赤水”，教员命令红军大张旗鼓的渡河，摆出一副伴渡长江之势。但随后却将主力部队全部隐蔽起来。 待所有敌军向赤水河以西云集，企图围歼红军之际，教员却带领红军“四渡赤水”。 先是向东，然后兵锋急剧转向，全速向南移动，直扑贵阳。红军向南，国军向北，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红军兵临贵阳城下，使坐困空城的蒋介石不得不将在云南堵截的部队速调贵阳。 如此，教员率领红军，从敌人留下的空隙中进入滇东北，随后强渡金沙江，彻底跳出了包围圈。 “四渡赤水”的“声东击西”、“调虎离山”、“敵山震虎”“金蝉脱売”等策略，集中体现了教员 “活打”而不是“死顶”的灵活机动的指挥艺术。 学习教员在“四渡赤水”中的指挥艺术，对我们有如下深刻的启发： 第一，力争战略主动权。 教员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 无论处于怎样复杂、严重、惨苦的环境，军事指导者首先需要的是独立自主地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到这种地位，下文就是失败。 可以说，自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在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下，红军就丧失了主动权，在：“四波赤水”之前，红军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正是通过“四波赤水”灵活机动地迷惑和调动敌人，教员终于将敌人合围的 “铁桶”打开了缺口，成功跳出了包围圈，终于走出了“死亡之谷”。 第二，紧紧围绕战略意图。 “四波赤水”后，红军兵临防备空虚的贵阳城下，明明是活捉蒋介石的最好机会，但教员没有这样做。 红军此时的战略意图是“跳出包围圈”，而不是活捉蔣介石。 也就是说红军威逼贵阳不是目的，只是手段，正如教员所说： 只要将滇军调出云南就是胜利。 况且，如果红军真的去攻打贵阳；一是能否快速攻下是一个问题，而是四围的国民党军会迅速向贵阳云集，此时红军不但达不到北渡长江的目的，反而又会陷入新的“包围圈”，将刚刚夺取的战略主动权再度丧失。 第三，战略要有张性，战术要有弹性。 主席为何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规定为“抗大”的办学方针？ 因为作为战略大家的主席早已深深参透了战略的秘密： “活打”，而不是“死顶”。 战略要有张性，战术要有弹性。 因此，灵活机动，法无定法，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成了教员战略思维和战争指导的最显著的特征。 3n5 第四＋章 只有正确的“预见未来”，才能准确的“遇见未来”战略是用明天定义今天。 战略有“三个”要素：时间、空间和人性。 在时间维度上要“前瞻”，在空间维度上要“跨界”，在人性维度上要“洞察”。 但是，要想做到发展布局具有战略前瞻性，你必须要学会战略预见。 因为，只有正确的“预见未来”，才能准确的“遇见未来”。 预见有多么重要，毛泽东说的最为精辟。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说： 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 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 毛泽东是战略预见大师： 从准确地预见 “中日战争”，到预见国共合作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从准确地预见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到预见 “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从准确地预见张国焘“南下是绝路”，到预见 “民族资产阶级有参加抗日的可能”从准确地现见游击战争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到预见抗日战争 ： “三大阶段”；从准确预见日本和美国在太平洋开战，到预见“用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毛泽东全球最伟大战略家的称号，是由一系列惊人准确的战略预见构成的。 那么，毛泽东是如何进行战略预见的呢？ 首先，战略预见就是预先看到事物发展的前途趋问。 毛泽东说，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 1930年，毛泽东为纠正一些同志的悲观情绪和错误思想，预断“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革命很快走向高潮，并形象地指出： 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嬰儿。”这才是真正的科学的战略预见。 第二，战略预见要因小见大、知微见著，对新事物未来发展和对全局影响保持着高度警惕和敏感。 1927年8月7日，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中，针对掌握大革命领导权发展壮大我党力量问题，毛泽东说： 国民党问题在吾党是很长久的问题，直到现在还未解决。首先是加入的问题，继又发生什么人加入，即产业工人不应加入的问题。实际上不仅产业工人，即农民都无决心令其加入。 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 。 对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只重视民众运动，不重视“枪杆子”问题，毛泽东说： 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 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 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第三，战略预见要透过现象洞察本质，不要被事物的表象所迷惑。 只有认清和抓住了事物本质，才能掌握事物发展的必然性。 毛泽东强调： “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 战略预见作为一种超前认识，只有揭示事物内部联系的规律性，掌握事物发展的必然性，才能得出科学的正确的结论。 第四，战略预见要“执因果而看历史”，从事物发展的过去和现在中科学预见其未来发展趋势。 事物的发展不是凭空从天上降临的，都有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历史发展是大抛物线，沿着历史的“大抛物线”，稍微往前一推，那就是你想“遇见”的未来。 1919年，《凡尔赛和约》签署后，毛泽东根据德法长期敌对关系的分析，预言20年后德国会让法国头痛。 他说，“我们执因果而看历史，高兴和沉痛，常相联系，不可分开，一方的高兴到了极点，一方的沉痛也必到极点。我们看这番和约所载，和拿破仑对待德国的办法，有什么不同？分裂德国的国，占据德国的地，解散德国的兵，有什么不同？克勒满沙高兴之极，包管十年二十年后，你们法国人，又有一番大大的头痛，愿你们记取此言”。 “预见未来”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艰难。未来在哪里？未来在历史里。 事物的发展是“大抛物线”，历史从来不会“急拐弯”。 看不清未来，要么是你不用心，要么是站位太低。 如果站在月球上，你看到的地球肯定不是平面。 第五，战略预见要善于分析各种矛盾，特别是抓住事物发展的主要矛盾和重要矛盾。 毛泽东指出： “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 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其中，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起主导作用，决定发展方向。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正确预见，就是建立在“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的基础之上。 他还强调，“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要设想敌可能变化的几种情况，其中应包括一种较严重的情况，要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有对付的办法”。 唯如此，才能处变不惊、处事不慌、留有余地，随时灵活处置各种情况。 与此同时，战略预见还要在抓住主要矛盾，在明确战略主攻方向的同时，着重处理好各种重大矛盾，谋划好战略布局。 《论十大关系》是解放后，在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发韧之初，毛泽东的又一篇光辉的战略著作。 文中围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方针，从十个方面论述了如何统筹兼顾，正确处理各方面矛盾的基本原则。为我们如何进行战略预见和战略思维，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维框架。使我们真正做到在正确战略预见的前提下，努力总揽全局，提纲挈领，纲举目张。 第六，科学的战略预见还必须要要拥有“大时空”观。 思考问题不能就问题而问题，如果把问题放在更大的时间和空间背景下，许多让人困惑的关系，自然一目了然。 大时空，展示大规律。小时空，展示小规律。小时空规律，服从大时空规律。大时空规律，左右小时空规律。 “大时空”观，始终是毛泽东进行战略预见时坚持的重要原则。 针对中国革命，毛泽东提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他在分析抗日战争时指出，虽是敌强我弱，但这是“日本的退步和寡助，中 国的进步和多助”的时代，“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 正是毛泽东把抗日战争看作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才科学预见了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战争结局。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强调： “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 “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导方式，对于政治是不利的，对于战争也是不利的”。 因此，战略预见必须着眼未来、重视长远。 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 只要我们坚持正确的战略预见方法，“预见未来”和“遇见未来”就会在历史性“耦合”的过程中，正确指导我们的战略实践。 ，最后，以毛泽东写于 1949年4月的一首著名诗词做结： 《七律 •和柳亚子先生》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洲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