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章 中国人是爱迪生吗？

新生活运动的历史价值，不在于它是否成功塑造了新国民，而在于它暴露了一个政权在国家能力不足时，如何试图用身体教养去填补制度真空。

结尾最有力量的地方，在于作者没有简单把这场运动当成笑柄，也没有替它辩护。他提出的是更成熟的判断：对国民党而言，面对日本威胁、内部整合压力与制度薄弱现实，从身体与日常生活入手做国民改造，确实具有时代逻辑；但正因为学校、军队、全民教育、社会组织和行政体系都不足够强，它才只能过度依赖自上而下的群众运动。于是，这场工程一方面铺得极大，一方面又无法真正内化为稳定制度。末章的意义，在于把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局限性同时摆到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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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 1 步：运动的边界作者的结论并不是简单否定新生活运动，而是指出：在学校、军队、社会组织与基层制度都不足够强的时候，运动式身体教养注定既必要又有限。
2. 第 2 步：党国动员作者 repeatedly 提醒我们：新生活运动不是孤立的道德宣传，而是党国体制下的一种治理技术，用来穿透派系、地方与行政边界。
3. 第 3 步：近代国民制造新生活运动并不满足于改善几个坏习惯，它真正想做的，是把职业人群、家庭成员、士兵、妇女和孩子都重新编入“近代国民”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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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正文摘录

末章 中国人是爱迪生吗？ 末章 中国人是爱迪生吗？ 国民党政权在与共产党进行内战之际，开始实施宪政，蒋介石于1948年5月20日就任总统，但显见败势已明，遂于翌年1月21日下野，在浙江奉化老家静观局势变化。当渐近2月19日新生活运动15周年之际，黄仁霖向蒋介石询问有关运动前景的问题，蒋回答说：“目前暂时把新生活运动的一切活动停止办理。” [1] 2月12日，蒋介石听取了黄仁霖的“接收美援此次到台之武器数量以及军费之报告”，上述的对话或许就发生在此时。 [2] 对于正在准备撤至台湾的蒋介石而言，新生活运动的使命已经结束。此时运动本身已处于低潮，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的机关报《新运导报》第15年第2期，即自上一期后，间隔了半年之久，才于1948年10月31日发行，但此后似乎处于停刊状态。 [3] 新生活运动于1934年2月19日发起后，旋即以星火燎原之势扩展至全国各地，并将蒋介石推举到最高领导人的地位，即使在抗日战争或国共内战期间亦未曾中断，但在国民党政权即将土崩瓦解之际，随着蒋介石的下野，运动默默地拉下了帷幕。 在本书序章中，笔者介绍了胡适对新生活运动所持有的诧异和疑虑，即“在国难当中，即便开展政治秀，也不能靠文明礼貌吃饭”。对此，笔者欲提出自己的见解。 笔者认为新生活运动的发起是时代的必然。孙中山创立的国民党原为最强烈地认同中华民国这个国家而不是特定的区域、阶级或传统文化的革命精英集团，企图通过党国体制（party-state regime），即作为前卫革命政党单独掌握权力，并将其组织浸透于各个阶层，由此成为国家、社会之间唯一的媒介，进而由政府驯化人民，普及民族共和国的观念，简言之，即创造出近代国民国家（nation-state）。 [4] 然而，国民党通过国民革命掌握全国政权以后，蒋介石采取了“重军轻党”的方针，使得孙中山的体制构想，即由革命政党指导国家及社会的构想，逐渐趋于形式化。 [5] 虽然如此，国民党的统治正统性使其自认为是创造近代国民的典范，是故正如模仿自己而创造出人类的上帝一样，其始终不能放弃创造国民的责任。尤其是蒋介石，为了对抗正在威胁中国独立和统一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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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的边界

图版

末章 中国人是爱迪生吗？：运动收束的历史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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