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钵化缘中邂逅人心之美
这段在解决什么：这一节在解决：在“第四章 以利他心度人生”这条主线里，怎样把“托钵化缘中邂逅人心之美”落实成真实的人生动作。
怎么用进自己的系统：使用方法：别把它只读成道理，而要把“托钵化缘中邂逅人心之美”翻译成你本周能重复练习的一个动作。
常见误区：常见误区：只在认知层赞同，却没有把它转成可持续的生活动作。
托钵化缘中邂逅人心之美 1997年9月，我在京都的圆福寺出家，法号“大和”。原先预定6月剃度，但这时体检发现了胃癌，紧急动了手术。术后两个月，虽然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但在9月7日，我就以置身俗世的方式，皈依了佛门。 从那时起到11月，我在寺庙进行了两个多月短期的修行。病后初愈，修行相当艰苦，但是，我却从中获得了毕生难忘的体验。 初冬的寒风中，我光头戴着斗笠，身披蓝色袈裟，赤脚穿上草鞋，挨家挨户在施主门口诵经，恳求施舍。从未经历过的托钵化缘，对我来说是痛苦的煎熬。伸出草鞋的脚趾，让柏油路摩擦渗出了血，忍着疼痛走了半天，身体就像用旧的抹布一样，破碎萎缩。 尽管如此，我还是跟比我早出家的修行僧一起，连续数小时坚持托钵化缘。黄昏时分，拖着疲惫的身躯，步履蹒跚地走回寺院的途中，路经一个公园，这时，一位正在打扫公园、身穿工作服的老妇人看见了我们，她一只手拿着扫把，跑着来到我的跟前，很自然地将500日元的硬币轻轻放进我的化缘袋中。 那一瞬间，一种未曾经验过的感动贯穿了我的全身，心中充满了难以名状的幸福感。 这位妇人看上去不会是生活富裕的人，给一个修行僧500日元的施舍，却不见她有任何的犹豫，而且没有一丝的傲气。这样一颗美好的、纯净的心，可以说是我有生65年来从未感受过的。这位妇人自然的慈悲行为，让我确凿地体味到了神佛的爱。 把自己的事情搁在一边，先去关心别人，这种热心肠的流露——那位妇人的行为虽然只是一件小事，却显示了人的思想行为中至善至美的一面。这种自然的德行，教我懂得了“利他之心”的真髓。 “利他”之心，在佛教就是“与人为善”的慈悲心，在基督教就是爱。再说得朴实一点，就是“为世人、为社会尽力”。在人生征途中，像我这样的经营者…
天堂地狱之分由心态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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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误区：常见误区：只在认知层赞同，却没有把它转成可持续的生活动作。
天堂地狱之分由心态决定 已经是40多年以前的事了，当时京瓷还是中小企业，在欢迎新员工的典礼上，我对刚进公司的大学生们讲了如下一段话。 “你们从小到大一直受父母以及社会上许多人的帮助照顾。从现在开始步入社会，踏上工作岗位，应该轮到你们反过来回报社会了。如果还一味要别人关照，那不行。从受人帮助到帮助别人，立场需要180度大转弯。” 我讲这些话，是因为当时京瓷规模还不大，员工福利尚不完善。大学毕业的新员工常常抱怨：“起初把公司想得太好，而实际上福利待遇不健全，工资也不高。” 针对他们的牢骚，我训斥说：“不错，现在公司确实还小，设备不够，制度也不健全。我们要把企业做好，工资福利也要大大提高，但这必须靠你们自己辛勤劳动，不是靠别人帮助，必须用自己双手创造。” 我希望他们懂得，习惯于依赖别人，只想要别人照顾的人，往往缺乏知足意识，只会发泄不满。踏上社会，要转变角色，要为周围的人服务，要为团队、为企业作贡献，为此，人生观、世界观就必须作180度的转变。 当时我还不知道“利他”这个词，也不具备明确坚定的思想哲学，但我总是不断向年轻人强调，尽力为他人效劳这种心态是非常重要的。 先人后己，有时即使付出自我牺牲也要为对方尽力。为什么必须具备这种对他人的关爱之心呢，我剃度进入佛门时，一向关照我的一位圆福寺的长老给我讲了下面这个故事。 某寺院的年轻的修行僧问长老：“听说那个世界里有地狱和天堂，地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长老答道：“确实不错，那个世界有地狱也有天堂。但两者的区别却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那地方从外观上看一模一样，唯有一点不同，就是住在那里的人的心。” 长老说，地狱和天堂都有一只相同的大锅，锅里一样煮着美味的面条，但要吃到面条…
利他本来就是经商的原点
这段在解决什么：这一节在解决：如何跳出只顾自己的狭窄算计，让判断拥有更大的视野。
怎么用进自己的系统：使用方法：每做一个重要决定，多问一句‘它会怎样影响别人’，再看方案是否因此改变。
常见误区：常见误区：把利他误解成讨好，或者只在嘴上讲责任。
利他本来就是经商的原点 在弱肉强食的商业世界里，我频繁地将“利他”、“爱”、“同情”等话语挂在嘴上，尽说些“好听的话”，于是就有人质疑，在这些甜言蜜语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目的。但是，我压根儿没有利用花言巧语谋取私利的企图，我不过是把自己的信仰如实表达出来，并且自己坚持认真实践而已。 回顾历史就能明白，资本主义起源于基督教社会，特别是其中伦理严格的新教社会。初期资本主义的旗手都是虔诚的新教徒。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观点，这些新教徒贯彻基督教的“爱周围的人”，遵循严格的伦理规范，尊重劳动，把通过产业活动获得的利润用于社会发展。 因此，他们以任何人看来都是光明正大的方法追求利润，而且，获取利润的最终目的，归根到底是贡献于社会。 换句话说，为世人为社会的利他精神——不是谋取私利，而是追求公益之心——成为初期资本主义的伦理规范。 对内，他们以严格的伦理约束自己，对外，他们贯彻利他的精神，把这两者看作自己理所当然的义务。这样做的结果，就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 日本江户时代中期的思想家石田梅岩也提出了相同的主张。当时日本的商业资本主义正处于勃兴期，而在历来的身份等级制度中，商人的地位最低，社会风气把商业行为看得很卑下。 这时梅岩提出：“商人的利润等同武士的俸禄”。商人获利和武士食禄具有同样的正当性，绝不是什么可耻的行为。梅岩的观点激励了许多背后受人鄙视的商人。 但是，梅岩又说：“求利有道。”追求利润绝不是罪恶，但其方法必须符合为人之道。不是为了赚钱就可以为所欲为，获取利润必须通过人间正道。他强调了商业行为中伦理道德的重要性。 “真正的商人应考虑人我双赢”——这是梅岩的话。意思是商人从商的极致就是让对方得利、自己也获利。就是说，…
利他拓展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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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他拓展视野 求利之心是人开展事业和各种活动的原动力。因此，大家都想赚钱，这种“欲望”无可厚非。但这种欲望不可停留在单纯利己的范围之内，也要考虑别人，要把单纯的私欲提升到追求公益的“大欲”的层次上。这种利他的精神最终仍会惠及自己，扩大自己的利益。 其实，经营企业这种行为，已经包含了“为世人为社会”的利他的精神。 现在，终身雇用制在逐步瓦解。但雇用员工意味着承担义务，就是照顾这位员工一辈子的生活。所以，五个人也好、十个人也好，只要雇用员工，就构成“为人”的行为。 不仅是经营企业，个人也是一样。当你独身时，会优先考虑自己一个人的生活，但一旦结婚成家，就要为夫人做事，为养育孩子负责。这时候，你个人的行为无意中就包含了利他的要素。 不过要注意的是，利己和利他总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就是说，小单位的利他，从更大单位的角度看，或许就变为利己。比如，为企业、为家庭，确实包含了利他之心，但是，不管怎样，“只要自己的公司赚钱就行”、“只要对自家有利就好”。如果你这么想，就已经变成了利己，你也就只能停留在这种较低的层级之上了。 为公司利益的行为，虽然包含了“利他”，但如果只为公司，从社会的角度看，这就是公司层次的利己。为家庭这种个人层次的利他，如果只为自己的家庭，从别的角度来看，就反映出家庭单位的利己——因此，为了超越这种低层次的利他，必须养成在更大视野内观察事物的眼光，从更大的视角、以相对的观点来审视自己的行为。 比如，经营企业不光是自己公司要赢利，也要考虑客户的利益，还要对消费者、股东、地区作出贡献。另外，与自己个人比，要更多地为家庭；与家庭比，要更多地为地区；与地区比，要更多地为社会，进而为国家、为世界、为地球、为宇宙作贡献，…
参与新事业的动机每晚自问自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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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新事业的动机每晚自问自答 利他这一项“德行”是击破困难、召唤成功的强大原动力，在参与通信事业时，我对此有深切的体会。 现在，有若干家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已是常态。但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国营企业电电公社却在商业上垄断了整个通信领域，为了引进“健全的市场竞争原理”，降低比国外高得离谱的通信费用，日本政府决定实行通信自由化的方针。 将电电公社民营化、变为NTT的同时，允许新企业加入通信领域。然而，要与曾经独占通信事业的巨人 NTT一决胜负，风险太大，没有一家企业敢于挺身而出。这样的话，名义上官办企业变民办，但公正的竞争仍然无从谈起，国民还是享受不到费用下降的好处。 “既然如此，就让我来试试吧”，这个想法在我心里抬头。我认为，以风险企业起家的京瓷最适合发动这样的挑战。 但是，与NTT竞争是蚂蚁与巨象之战，京瓷处于绝对劣势。而且行业不同，通信对我而言，是完全未知的领域。然而，一味袖手旁观，竞争原理无法启动，国民降低费用的要求只能止于画饼充饥。这种情况下，明知自己犹如堂吉诃德，我也要一试身手。 虽然有了这个念头，但我却并没有立即报名参与。因为我需要严格自问：在我的参与动机里有没有夹杂私心。为此，每晚临睡前，我都要自问自答： “你参与通信事业，真的是为了国民的利益吗？没有夹杂为公司、为个人的私心吗？是不是想出风头、要引人注目呢？你的动机真的纯粹吗？没有一丝杂念吗？” 反复这样的自问自答，就是说，是不是“动机至善、私心了无”——一次又一次，我不断扪心自问，借以审视自己动机的真假善恶。 这样，经过整整半年，终于确信自己心中没有一丝一毫的杂念，我这才着手设立DDI（即现在的KDDI）。 新企业揭晓，还有其他两家参与竞争。舆论认为…
为社会为世人勇于自我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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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会为世人勇于自我牺牲 然而，在这也没有、那也缺乏的逆境之中，营业活动一开始，DDI在三家新介入企业中，业绩一路领先。这是为什么呢？当时，直到现在，许多人都提出了这个问题。对此，我的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具备了为国民尽力的、毫无私心的动机。 DDI创业时，我反复激励员工：“为了国民，我们一定要把长途电话费降下去”、“人生只有一次，我们一定要把它变得更有意义”、“现在的机会是百年一遇，我们要心存感恩，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因此，不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是要为国民做贡献，这种纯粹的志向为DDI全体员工所共有，大家从内心渴望成功，拼命投入工作。这种精神感动了代理店和客户，获得了广泛的支持。 DDI创建不久，我就给了一般员工按面额认购股权的机会。因为我看到，随着DDI不断成长发展，股票终将上市，到时就可用资本收益的方式回报员工们的努力，同时表达我对他们的感谢之意。 而同时，作为创业者，我本来可以获取最大的股份，但实际上我连一股也没有。因为在 DDI创业之初，我就下定决心，不掺杂任何私心。 如果当时我持有哪怕一份股权，当有人质疑我归根到底还是为了自己赚钱时，我将难以反驳，这样，DDI前进的轨迹也将会不同。 当我着手移动通信事业时（现在的au），也有类似的经验。从DDI开业后，我就确信手机市场前途无量，手机的普及将给国民生活带来莫大的方便，所以决定参与这项事业，但是却碰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紧随DDI之后，还有一家公司报名参与。但因为频率的关系，除NTT之外，同一地区只允许一家公司营业。这样两家新入公司就要把全国的服务区域一分为二。 从效益角度考虑，大家都想争取人口稠密的首都圈，因此双方很难达成协议。为了公平，我提出抽签的方…
利润只是受委托临时保管，最终需要贡献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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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只是受委托临时保管，最终需要贡献于社会 京瓷的经营理念是：“在追求全体员工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幸福的同时，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做出贡献”。企业经营的目的，首先是保障员工的生活和幸福。但如果仅仅是这一个目的，那么就会陷入只为自己一个企业谋利的本位主义。企业是社会公器，还必须为社会、为世人承担责任和义务。 因此，在经营理念中加进了后面一句。这一句表达了经营理念从利己扩展到了利他。 创业后不久，我就意识到这一经营的大义。几年后，企业的基础已经稳固，我把年终奖金分发到每个员工的手里。然后我提议，大家能否拿出奖金的一部分用于社会捐赠。全体员工都拿出一点钱，公司再拿出同额的资金，捐献给过年买不起年糕的穷人。 员工们都表示赞同，爽快地捐出部分奖金。这就是京瓷开展各项社会公益活动的开端。这一精神贯彻至今，从未改变。 就是说，京瓷创业后不久，全体员工就实践利他的精神，从自己汗水的结晶中拿出一部分，不分多寡，用来与他人分享，为社会出力。 “为世人为社会尽力，是作为人最高尚的行为。”出于这一信念，我个人在1985年创立了“京都奖”。从我所持的京瓷股票和现金中拨出200亿日元，设立了稻盛财团，遴选在尖端技术、基础科学和思想艺术领域做出优异成绩和卓越贡献的人，彰显其功绩。京都奖及其宗旨受到了广泛好评，现在已成为可与诺贝尔奖相媲美的国际性奖项。 京瓷迅猛发展，我的资产也水涨船高。但是这资产来自社会各方的支持和努力，我无权将它私有化。社会赐予的财富，或者说社会暂时委托我保管的财产，必须回馈社会，为社会服务——这是设立京都奖的初衷，京都奖是向社会报恩，同时，也是我利他哲学的具体实践。 这样的慈善事业受到好评，2003年我荣获卡耐基协会授予的“安德…
日本应将“富国有德”定为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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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应将“富国有德”定为国策 对同一件事情，从善意的角度思考，还是从恶意的角度思考，自然而然，两者所导致的结果就会截然不同。 比如，与人争执时，总想驳倒对方，总认为错在对方，要逼迫对方认错。这是一种做法。但也可以体谅对方的难处，大家一起出谋划策，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处理同一个问题，结果可以大相径庭，差异就在于有没有体谅对方的关爱之心。 以前，日本市场对外封锁，围绕这一问题，日美两国争吵不休。当时，我提议，针对两国间的各种课题，成立“日美二十一世纪委员会”，让民间人士发挥作用，彼此坦诚交换意见，借此让日美关系有所改善。为此，我做出了努力。 我当时的提案是：彼此停止互相指责，摆脱敌意性的争吵。如果不考虑对方的具体情况和背景，光说对方不好，只求对方让步，那么本来可以谈拢的事情也会搞僵。只想占便宜，只想争面子，这样的对话必将无果而终，反而会加深相互间的不信任感。 所以，首先要尊重对方的立场，不是一味地固执己见，而要充分理解对方的想法，体谅对方的处境，以这种利他之心为基础，推进相互交流和谈判。 同时，如有必要，日本应该先行让步。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受到美国很多的恩惠——慷慨地提供粮食和技术，还向日本产品开放巨大的市场，等等——因此，才有日本二战后的快速复兴和经济的高速增长。 即便那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环，但他们对我们的极度宽容乃是事实。既然如此，今天由我们来表示诚意，体谅对方，该让步处就让步，培育宽容和利他之心。我想，这是已经成为“经济大国”的日本应尽的义务。 这个委员会，依据上述宗旨，进行了两年的讨论，向日美两国政府提交了建议书。 要设计今后日本的“国家形象”，关键就是利他精神，就是“以德为本”的治…
怎能忘记珍贵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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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能忘记珍贵的美德 关于这一点，中国革命之父孙中山，1924年在日本神户做过一次著名的讲演。在这次讲演中，孙中山把欧美文化与东亚文化做了比较，谈到了“王道和霸道”的话题。 用武力统治他人的文化，欧美有其源流，中国古语称之为“霸道”。与此相对，王道在东亚源远流长，王道就是以德行来引导民众。 孙中山力劝当时急于扩张军备、扩展领土的日本，不要选择“霸道”，而要选择“王道”。遗憾的是，日本走进了霸道，朝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径直猛冲。而二战后直到现在，日本又采取了经济霸权主义的政策。 然而，从今以后，日本这个国家也好，民众也好，如果不将关爱和利他这种“德行”扎根于心，不采用以王道为基轴的国家方针，我非常忧虑，日本仍可能重蹈覆辙，犯下大错。 天台宗里有“忘我利他”的说法。顾名思义，就是忘却自我，为他人尽力。这是佛教的教义。从日文的发音听来，“忘我利他”同“已受惩戒”一模一样。曾担任天台宗住持的山田惠谛教导我们，这句话应该解读为：“片面追求物欲已受惩戒了，今后应将自己的私事搁在一边，为他人尽力了。” 我之所以强调“忘我利他”，是因为我强烈地感受到，关爱和利他这样的美德，在当下的日本社会几乎丧失殆尽。 一旦把关爱和利他之心丢光，剩下的就只有赤裸裸的利己的欲望。容忍乃至放任这种利己的欲望，结果必然招致可怕的社会混乱。 不久前，发生了一名19岁少年将一家四口残杀的惨案。因为罪行重大，他虽未成年，仍然被判处死刑。该少年自以为是，曲解法律，他自信只要未成年，犯什么罪都不会判死刑。 针对这一点，报道这一事件的杂志记者写道：“如果该少年更了解法律的话，或许惨案就不会发生了。”但是，我认为，该少年更应该懂得的是法律之前的问题，就是“不可杀人”这个最…
以德为本的人格教育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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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为本的人格教育刻不容缓 为什么我们会失却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呢？为什么我们会遗忘关爱之心、利他之心呢？答案很简单，因为大人没有教育孩子。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过去六十多年，可以说，这一代日本人几乎没有受到任何道德教育。我受过战前教育，对这个问题深有体会。 过分强调尊重孩子的自主性，结果变成放任自流。只给自由，但与自由结对成双的义务，却几乎不教。做人最起码的道德，参与社会生活的最低限度的规则，我们都严重地忽略了。 自古以来，传授这种生活指南、人生哲学，依靠的是宗教。以佛教、基督教为代表的宗教教义，成为人们在生活中遵循的道德规范。 在背后干坏事也逃不过神佛的法眼，必将遭受报应；暗中行善神佛也不会忽视——这样的观念来自于信仰。这种信仰促使人们不能不思考：“作为人，应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 但是，近代的日本，随着科学文明的发达，宗教遭到打击，连如何做人的道德、伦理、哲学也逐渐为人们所淡忘。 哲学家梅原猛先生说：“道德沦丧的根源在于宗教的缺失。”我完全赞成。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社会，从战前以国家神道为核心的思想统治，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在日常生活和教育中，把道德和伦理排除在外。 近来，社会在提倡“综合教育”，但以道德为中心的人格教育却依然不见动静。加上过分强调所谓“个性教育”，而做人最起码的规矩，最基本的道德，却无人问津。连幼儿园也在标榜“自由教育”，对身心尚未发育的幼儿的行为放任不管。这样的话，在他们长大成人之前，连学习如何做人的机会也没有。 在身心成长的少年期，必须让孩子们学习“作为人应该如何去生活？”给他们慢慢地、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的机会。 另外，学校还应该向学生灌输“正确的职业观”。 现在的日本已经形成了一个学历社…
别让历史重演，构筑新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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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历史重演，构筑新日本 日本从近代以来，以四十年左右为周期，迎来了一个又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 ①1868年——脱离了过去的封建社会，实行明治维新，建立近代国家，开始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 ②1905年——打赢日俄战争，成为世界列强，国际地位飞跃提升。之后继续富国强兵，尤其向“强兵”的方向倾斜，向军事大国迈进。 ③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在焦土中奋起，改弦易辙向“富国”方向转变，实现了奇迹般的经济增长。 ④1985年——日本巨大的贸易顺差开始刹车，缔结了诱使日元升值、促进进口的广场协议。这时的日本在达到经济大国的顶峰后，泡沫破灭，经济低迷持续至今。 审视每四十年一循环的盛衰起落，可以看得很清楚，日本这个国家一贯的方针，都在追求物质的富裕，与别国竞争。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经济增长至上主义”的旗帜下，无论企业还是个人，都不遗余力地、无止境地追逐利益和财富。 现在，社会、经济持续停滞，要求从根本上转换观念的呼声日益高涨。即便如此，状况却仍然没有什么改观，人们为GDP百分之零点几的增减或喜或忧。我们许多人把经济增长几乎当作是唯一的“善”，争先恐后，希望增长再增长。 从本质上讲，这是一种霸道的哲学，就是把欲望当动力，依据优胜劣败的原理，让物质追求压倒一切，正是所谓“求利无道”。我们的国家也好，个人也好，至今没有从这种利欲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然而到了今天，显而易见，这种单一的价值观，事实上已经难以为继。过去，我们只是从经济增长中寻求国家认同。但在今后，如果重复这样的思路，只能是再次盲目地跨进四十年一次的盛衰循环，而这一次衰败的程度甚至可能不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败。堕入“下一个巨大谷底”的曲线已经开始呈现，减…
从自然界学习“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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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然界学习“知足” 那么，这种新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呢？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知足”。知足就是今后的日本和日本人最基本的生存哲学。同时还包括伴随知足之心而来的“感谢”、“谦虚”、关爱他人的“利他”的思想和行为。 知足这种生存模式自然界里就有。食草动物吃某些植物，食肉动物又吃这食草动物，食肉动物的粪便和尸体返归土壤，变成肥料滋养植物。从广义的角度看，貌似弱肉强食的动植物界，实际上处于协调平衡的生物链之中。 与人类不同，动物自己不会去破坏这种自然的循环。假如食草动物贪得无厌把植物吃光，生物链断裂，不仅食草动物自己无法生存，生物链中的其他生物也将面临灭绝的危险。因此，它们从本能上懂得节制，没有超越自身需求的贪婪。 狮子饱腹以后不再捕捉猎物，这是本能，也是造物主赐予的“知足”的生存方式。正因为它们从本能上懂得知足，才能长期维持自然界的和谐与稳定。 人类也应该从自然界中学习“节制”。人类原本也是自然界的一员，也曾理解自然的法则，自己也处于生物链之中。后来，人类从食物链的制约中解放出来，单独摆脱了循环的法则，同时也失却了与其他生物共同生存的谦虚。 在自然界，只有人类才具有高度的“知性”，可以大量生产粮食和工业品，还能够不断开发新技术，来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但是，人类因为具备“知性”而逐渐变得傲慢，企图支配自然的欲望不断膨胀。同时“知足”这道自我节制的防线消失。还想要更多、还想更加富裕，这种贪婪之心赤裸裸地凸显出来，终于威胁到自己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
人类一旦觉醒，“利他”的文明之花将会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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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一旦觉醒，“利他”的文明之花将会盛开 为了避免与地球这条船同归于尽，我们除了重新找回自然的“节度”之外，别无选择。不要再去追求超过自身需求的东西。必须把神灵赐予人类的“知性”变为真正的睿智，掌握控制自身欲望的法门。 就是说，要将“知足”这种生活方式付诸实践。对现在身边之物感觉不足，就会继续追求，那么到手后就会满足吗？绝非如此。 应该适可而止了，不要再去片面追求经济财富了。国家和个人的目标不是单纯物质的富足，看怎么做才能让大家获得精神的富足，我们应该朝这个方向摸索前进。 老子说：“知足者富”。这就是“知足”的人生态度。还有一句格言：“当你想要的东西无法到手时，就珍惜你手中已有的东西吧”。“满足是贤者之宝”，知足带来人心的安定，这种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我们必须去实践。 就是说，私欲的追求要适度，满足于略感不足的状态，剩余的就与人分享。或者给予他人，满足他人。要具备这种度量和慈爱之心。有人说，这种想法过于天真，过于牵强，脱离现实。但我却相信，这样的思维方式可以救日本，往大处说，可以拯救地球。 但请不要误解，知足的生活方式，绝不是指安于现状、不作任何新的尝试、停滞不前、有气无力、暮气沉沉的那样一种生活态度。 以经济发展为例，GDP总额不变，可它的内容，即产业结构不断进步，淘汰老的产业，培育新的产业，新陈代谢，生机勃勃。也就是依靠人类的睿智，一个接一个地催生新的事物，充满活力和创造性。若对“知足”的生活方式进行描绘的话，大体就是这个样子。 这样的设想现阶段近乎是纸上谈兵，但如能实现，我们就能从成长走向成熟，由竞争转为共生，就能走出一条协调发展的道路。 到那时，以利他、以德为动机的新的文明或许就会诞生。就是说，构筑现代文明…
利他如何扩展人的视野
商业、社会与个人修身的合流图
富国有德：作者对国家与社会层面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