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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消失的距离
这节在解决什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距今已有8年，尽管一张张药方不断开出来，一剂剂猛药接连吃下去，可是各国政府和学术界无奈地看到，经济增长的新旧动能转换机制迟迟未能实现交接，世界经济仍处于后危机时期的全面深度调整阶段，危机对全球实体经济及国际贸易的影响尚未完全消除，其后遗症正在拖延为“慢性病”。由于总体需求持续不振，2013~2015年，全球贸易一改“二战”后延续几十年的大势，已连续3年出现增速低于同期世界GDP（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速的情况。而由危机引发的贸易保护主义余波不断，贸易摩擦此起彼伏，以WTO（世界贸易组织）为主导的多边贸易体系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陷入了改革僵局。
怎么迁移到自己的系统：在危机阴霾弥久不散，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跌跌撞撞、一波三折的同时，近年来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力推再工业化战略，对经济结构过度虚拟化进行纠偏，旨在以创新激发制造业活力，重振实体经济。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战略举措的效果确已逐步显现，放眼望去，颠覆性创新下的世界沧桑陵谷，科学技术和商业模式的新一轮创新浪潮与新工业革命深度交互，一批“未来产业”已初现端倪，并正在改变国际分工的基础和方式，全球价值链面临着新的重塑、调整期，人们或欢呼、或惊叹：全球工业发展开启了4.0时代。
提醒：在这个曙色微茫的时点上，如蝶破茧壳，智慧的彩翼即将为人类再次舞动斑斓绚美的科技和产业春天。对于国家、企业乃至个人而言，抉择的方向从未像今天这么明晰。因为创新的结局非生即死，已经没有可以犹豫的时间和选择的余地。数字鸿沟依然存在，甚至越来越难以逾越，但不创新就意味着自动出局，传统意义上的可供观望、追随的距离正在加快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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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的“纠缠”
这节在解决什么：长期以来，工业一直致力于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而且迄今为止，在科技革命引发的产业革命的推动下，工业很好地肩负着这一历史使命。资本助力的人类创新活动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消费需求膨胀，眼花缭乱的物质产品点燃了人们对物质生活难以控制的欲望，也使得众多工业化国家一度甚至是至今仍被归类为物欲横流之地。同时，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快速消耗不可再生的资源，大量排放自然界无法承载的废物，人与自然的关系势必失衡。一种观点将全球能源短缺、资源枯竭、物种灭失、环境恶化、生态破坏、气候变化、灾害频发等重大问题归结为工业化的直接后果。然而，工业文明固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值得肯定的是，工业生产是现代物质财富的主要来源，也是物质文明的基础。在过去300余年的工业文明进程中，在工业技术、组织、制度创新的激发下，人类的创造力得以深度开发和充分释放，而人类生存的条件也有了实质性的改善，人均寿命大幅度延长，实物产品和无形服务更加丰富，交通越来越便利，信息快捷、畅通，工业文明对人类生存发展的贡献不容置喙。
怎么迁移到自己的系统：过去20余年中，由于ICT（信息、通信和技术三个英文单词的词头组合而成）技术进入较为成熟的阶段，全球科技发展相对平缓，实体经济也因此渐失活力。与实体经济发展新动能不足形成反差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其金融部门理念、技术和机制创新十分活跃，直接推动了虚拟经济的繁荣。但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世界各国反思经济增长方式和结构升级路径。发达国家在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去工业化”发展后，开始意识到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对经济增长所造成的危害。近年来，发达国家对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结构转型新一轮密集投入的效果已初步显现，科技界波澜不惊的形势似乎正在发生令人惊喜的变化。大数据、深度学习、工业物联网、虚拟现实/增强现实（VR/AR）、可穿戴设备、3D打印、无人驾驶汽车、石墨烯、基因测序（精准医疗）、量子通信、高端机器人、云服务等一批前沿科技成果纷纷走出实验室，相继步入产业化阶段。同时，不仅由颠覆性技术[2]支撑的新产业层见叠出，而且科技改变产业形态和要素组织方式的趋势也日益明朗。
提醒：纠缠，这个原本在汉语传统语境下带有些许贬义的词汇，因为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的飞跃发展转而成为一个引人入胜的热词。以往，用这个热度十足的词形容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的关系似乎并不十分贴切。然而，有别于历史上人类经历的科技革命[3]与工业革命之间存在的时滞性，今天我们面对的科技创新与新产业发展甚至是同步的、叠加的。因此，两者之间的状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量子态不相互独立”的“纠缠态”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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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的角色：失语还是积淀
这节在解决什么：近年来，不难观察到一个现象：面对渐呈群体式爆发的新科技、新产业、新市场，经济学家对此的解读却并没有太多“新意”。其中，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依然是学术界应对科技变革和新工业革命的“本钱”，而事实上这一理论毕竟已提出了百年。对于这一轮科技创新及其成果，毋庸置疑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体系仍然显现出很强的学术生命力，具备公认的基础性解释力，但令人失望的是，即使这样一个华贵的“旧瓶”，经济学家们也没能装进多少滋味醇厚的“新酒”。我们不无尴尬地看到，对于传统创新理论的延展和工具量化，经济学家们并未拿出多少有分量的成果。而对于管理学的一些代表性成果，如克里斯坦森创立的“破坏性创新”的概念和理论，经济学家们虽然屡屡将其用作诠释创新活动的关键词，但是如何将这一概念纳入经济学分析的逻辑框架，相关研究的进展尚有提升空间。再就是针对政府在新工业革命下角色和作用的问题，基于产业政策层面的讨论，虽然表面上争议不绝于耳，热闹非凡，但争议的依据更多的却是老调重弹，政策工具创新乏善可陈。
怎么迁移到自己的系统：尽管哈耶克早就指出：“在谈论市场和社会结构时，有许多事实是无法计算的……”[5]但经济学的量化工具还是越玩越精致。不少学者都注意到，在学科方法论建设日臻完善，被“包装”得更像是一门科学的同时，经济学似乎已逐渐偏离了思想性和问题导向的“初心”，正在快速沦为自说自话、几近闭合的圈子，这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其“无用化”的印象。也许这一判断有失客观全面，但笔者认为，面对持续高涨的科技大潮和日新月异的产业变革，特别是科技与产业的“纠缠态”，主流经济学开创性理论研究的步伐即便不是明显滞后，也难免表现出一定的“无力感”。长此以往，恐有话语权弱化之忧。
提醒：当然，新科技中涉及的很多知识及对其的评判，都超越了技术、产业甚至纯粹意义上经济行为的层面，现有经济学理论已经很难独立做出解读。主流经济学“失语”，在某种程度上给经济学的多样化发展提供了空间和机遇，尽管这种多样化的探索能否固化为真正意义上的体系性知识，学术界仍存疑。目前，开展多样化尝试并取得成功最为典型的例证便是“横空出世”的《21世纪资本论》。这部在业内外皆吸足眼球和赚够人气的“鸿篇巨著”，试图还原经济活动中资本、技术与劳动的本来面目以及经济学方法论的初始逻辑，进而论证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经济学需要解决却被主流经济学长期忽略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从皮凯蒂这本颇为扎实的著作引发各界的热烈反响来看，经济学研究的发散性有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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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占据全球创新创业的高地
这节在解决什么：19世纪末，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科技和产业革命中心。一百多年来，美国一直是全球科技创新最活跃的国家，也是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最高的国家。近几年，美国创新创业重点领域、创业生态发育、风险投资理念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变化。尽管在2015年以来的一波资本“寒流”中，美国约有3成以上的“科技独角兽”没能躲过严冬的侵袭，创新型企业首次公开募股（IPO）步伐有所放缓，一批昨天还招摇过市的科技“高竿”转眼见弃于资本，回归寂寞如雪，但这并不能遮蔽硅谷作为全球创新高地的夺目光彩。而在国家层面，以曾经诞育了互联网、GPS（全球定位系统）、隐形飞机等革命性技术，手握年度30亿美元科研经费的美国国防部先进项目研究局（DARPA）为代表的创新“巨无霸”，不仅支撑起了美军傲世的战斗力，而且凭借其军民深度融合机制，为美国积累着最具前沿性和领导力的科技资源。创新创业的巨大活力及丰硕成果共同构筑了美国可持续的国家核心竞争力，确保其始终占据新科技、新产业的制高点。在新工业革命下，如果说是德国率先提出工业4.0的构想，并致力于主导工业4.0时代的标准体系等制度性话语权，那么美国则是始终站立科技创新潮头，源源不断地为新工业革命输送原创成果。这些新科技几乎无一例外地带有鲜明的颠覆性特征，而更为值得高度关注的是，美国优异的创新机制和完善的市场经济对于新科技及其商业化所造成的“破坏”，通常能够较好地包容、消化，在这方面集中彰显了其超级大国的真实力。此般真实力所铸就的美国科技霸主地位在未来20~30年虽然会受到更多挑战，但难以从根本上被撼动和全面超越，少数几个追赶者对这种局面心知肚明。
怎么迁移到自己的系统：美国创新活动始终紧跟科技发展和市场需求变化的步伐，不断推陈出新。近年来，美国创新创业进入所谓的“新硬件时代”，热点领域开始转向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为支撑的新硬件设备及相关服务，主要集中在三大领域：一是基于传统互联网技术的延伸和拓展，包括移动互联、TMT（Technology、Media、Telecom，数字新媒体）、移动支付、O2O平台等。二是智能硬件。从新型可穿戴设备到机器人、智能电视、智能家居、无人驾驶汽车、医疗健康、智能玩具等。智能硬件不仅成为美国创新创业最热的领域，而且越来越多的技术和产品正在加快产业化，其中一些智能装备如多轴无人机、四足机器人（Big Dog）等用于美军的装备升级。三是生物（医疗）科技。20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从政府到各类风险投资机构，对基于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等基础科学研发成果的生物医药领域投入了极大的热情。然而，由于新药从实验室到产业化周期漫长、投资巨大，不确定性导致很多投入生物医药的政府项目和风投项目均以失败告终，欧盟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尤为深刻。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美国生物（医疗）科技与大数据、微型智能传感器等新型软硬件技术设备成功嫁接，重新焕发出创新活力，成为风险投资的新宠。目前，美国约50%的风险投资都流向了基于终端医疗需求的创新产品和服务。与上一轮以生物医药为核心的创新明显不同，此轮生物科技创新的重点由制药转向了医疗服务及产品，推出了即时无痛验血、糖尿病随身监测、基因测序等一批影响较大的创新成果，找准了美国消费者医疗需求的最痛点，很快催生出巨大的市场潜力。在基因测序、定制医疗等领域，备受资本市场追捧的创业新星随之脱颖而出，虽然资本的盲目性也扼杀了其中一些技术和业态不成熟的项目。需要强调的是，这三大创新创业领域实际上在技术和硬件层面兼容互通，关键技术都是大数据等超强计算功能以及高性能传感器等智能硬件，集中体现了美国新一轮依托互联网的硬件技术研发的群体性突破。与此同时，由于这三大领域与应用层面结合得甚是紧密，使产业化周期大大缩短，所以带动商业模式重构和消费升级的作用更为显著。
提醒：美国创新活动的“马太效应”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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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折叠”与包容性全球价值链
这节在解决什么：创新“折叠”[8]与包容性全球价值链
怎么迁移到自己的系统：从科技史和工业史的角度观察，技术创新虽然在很少情况下如卢梭所指单纯“是为了证明一些人要比另外一些人更有才华……”但科技活动在特定阶段难免“带来不平等”[9]的结果。21世纪，日益全球化的研发分工不一定会使世界各国受益，新工业革命下，“技术民族主义”有可能重新抬头，新科技、新产业发展的未来或许只能依靠少数国家的创新活动来支撑。放眼当今世界，一边是如火如荼的、改变人类未来的创新活动，而另一边，在地球的很多角落，至今没有网络，智能手机远未普及，那里甚至不时弥漫着战争硝烟，人们饱受饥饿和流离之苦，日益被大数据和智能化的现代社会边缘化。创新与分化并行、竞争多于合作的后果注定是新动能、新财富重塑国际格局，不少国家和地区可能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身处这个“折叠”地球的第几层空间。对于企业而言，创新“折叠”导致的撕裂更是时刻上演。面对一度估值缩水9成的小米，曾经抛出“飞猪”理论的雷军不知是否有所觉悟：猪就是猪，站在经济上升期、行业成长期和资本蜜月期“三期叠加”的风口，猪是可以飞起来的，但这阵风吹过，势必跌落在地。原因很简单：猪，不会飞翔！“互联网+资本”的大风固然提供了各层“空间”翻转的机会，但同时也强化了翻转的破坏力。因此，即使赌对了赛道，也未必就能决胜千里。在未来科技和产业的竞技场上，还会有一众“飞猪”在“等风来”，但最终的赢家依然会被锁定为潜龙鸣凤、骏马苍鹰。
提醒：数据成为全球价值链上配置的重要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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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动能
这节在解决什么：激发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动能
怎么迁移到自己的系统：不论是历史地看还是辩证地看，一国（地区）经济运行中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都是长期存在的。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供给和需求都有可能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过去30余年中，针对各个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中国经济改革也曾在供给侧或需求侧轮番发力，集中解决阻碍生产力进步的突出问题。数轮改革对中国经济的积极作用有目共睹，但就供给与需求之间矛盾的绝对性而言，渐进式的改革不可能一劳永逸，而需要通过高强度、高质量的制度创新不断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提醒：21世纪前10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一轮主要由投资和出口拉动的高增长，将经济总量推上世界第二的高位，赢得了全球第一制造大国和货物贸易大国的地位。然而，伴随着压缩式的加速工业化和持续的规模扩张，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日益凸显。低水平的产能大面积过剩，库存不断累积，综合要素成本快速攀升。同时，高杠杆化导致了银行业资产质量下降的风险加剧，实体经济的整体脆弱性进一步被放大。而这些经济运行中的“负能量”使得供给侧再度演化为供求矛盾的主要方面，继而成为中央做出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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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架构和重要结论
这节在解决什么：对于作者而言，写作本书是一个很有进益的学习和积累过程。通过对普遍带有碎片化知识特质的新科技、新产业、新市场做出基于产业经济学视角的初步观察，尝试思考并理解正在同步颠覆人类认知系统和传统产业体系的新科技及其对生产、消费、投资以及企业行为的影响，梳理并提炼其创新机制、产业技术演进以及产业化模式的规律性特征，从而为后续开展针对新产业的经济学理论创新甄选素材，发掘更具延展性的理论创新点。
怎么迁移到自己的系统：本书的研究认为，“颠覆”并不是创新的持续性常态，人类更多的创新活动是对既有技术进行渐进式改进、完善和修补。颠覆性创新成果的影响是一个由点到面、荆棘密布的过程，但近年来这一过程呈明显“加速”的态势，“未来产业”群的肖像正不断清晰。同时，处于“纠缠态”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其“越界”的特征进一步凸显。随着知识深度分解和不断融合，由于通用技术（GPT）支持力增强，建立在新技术之上的产业群以及由新技术实施改造的传统产业，其边界趋于模糊，产业之间的技术和市场重叠性日益突出。在新兴领域中，制造和服务正在加快融为一体，二者的关联程度不断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关键点实现了突破，就有可能引领整个产业群的发展。一方面，掌握某一共性技术或专利的企业可以承接来自不同行业的外包业务，服务于多个相关行业或整个产业群，大数据领域这一特点已经相当鲜明；另一方面，产业融合对原有以单一知识或技术作为产业划分依据的规则带来了挑战。另外，技术创新虽然刺激了产业群外延的扩展，但同时也缩短了产业群内部一些产业的生命周期。为应对快速变化、持续纠缠的产业生态，企业需要在特定时期内更加专注于核心业务，提高战略资源的掌控能力。
提醒：还应该看到，尽管现阶段的新科技同属新兴领域，普遍具有颠覆性和应用前景广的特点，并且多数新科技在国防军事领域有重要的应用，但其产业化程度、未来的市场潜力、资本接入方式、政府政策跟进等方面参差不齐，仍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是在资本市场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各路热钱对一些新科技概念的炒作高烧不退，致使其产业化前景蛮烟瘴雨，即便专业人士也如坠云雾。[12]其中，机器人行业虽有不少技术难关尚待攻克，但工业机器人无论是规模总量、增长速度还是领军企业的市场势力等方面，都正在加快向成熟产业演进，成为柔性制造、智能工程、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的支撑性硬件产业。同样，凭借“互联网+”战略导航，国内大数据产业的发展似乎一日千里，超出了此前的一些预判。再如市场上主流VR产品的体验难称完美，但由于资本力量的充分参与，在短短两三年时间内也已初成规模，产业组织特点初步显现。相比之下，人工智能、量子通信、脑科学、区块链等技术或产品的市场化、规模化应用，显然还有较长的路要走。而在各地政府的力推之下，石墨烯等领域提前预热，今后能否避免重蹈产业规模低水平快速扩张的覆辙，应引起高度重视。
